為何乾隆挺岳飛為英雄 史官貶嶽為軍閥

呂思勉：岳飛是軍閥割據？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於1923年9月出版，系我國第一部由白話文寫就的中國通史，其敘述模式成為之後各類史學教科書的範本。在該書的“南宋和金朝的和戰”一章中，呂氏寫道：於是和議開始了。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當議割三鎮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

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我(指呂思勉)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人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韓世忠)、嶽(岳飛)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後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真冤枉極了。

當時諸將的主戰，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真個國事敗壞下來，就都一鬨而散，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於是召回諸將。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

所以讀史的人，都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單大言壯語無用。呂氏將和議的成就歸功於秦檜，而將岳飛、韓世忠等人稱為割據之軍閥，大有暗諷民初軍閥混戰之亂象。他進一步澄清道“岳飛的兵，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總在二萬人左右，苦戰半日，然後獲勝，並不算什麼稀奇”。

《白話本國史》於1933年4月再版，稱國難後第一版，因該書對宋金和戰所持意見大反常理，很快便遭查禁。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釋出訓令，強調“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呈請教育部在未刪正“貶嶽崇秦”論之前，禁止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在本市銷售。

並通飭各級學校，嚴禁學生閱讀，以正視聽(《南京市政府公報》，公牘，1935年3月5日)。訓令一出，即有南京《朝報》主筆趙超構起草《從秦檜說起》一文，為呂氏鳴冤，後遭《救國日報》主筆龔德柏興師問罪，痛斥其為漢奸。一場圍繞《白話本國史》以及岳飛秦檜功罪的訟案拉開大幕。岳飛及其精忠報國的形象，成為民族主義高漲時代下的一個話語權柄。

作為教科書風波的當事人，呂氏始終未表態，直到建國初期的一份自述中，方簡短迴應：“此書在當時，有一部分有參考之價值，今則予說亦多改變矣。此書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予詆譭岳飛，乃系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呂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

胡適：“秦檜有大功”

1924年，33歲的胡適在《南宋初年的軍費》一文中寫道：“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周密《齊東野語》曾略說此意，其言頗平允。今讀莊綽《雞肋篇》，中有記南渡軍費二條，可供參考。”耿雲志在《胡適研究論稿》中認為胡適“有為秦檜投降政策辯護之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頁)。胡適指出行軍途中“米糧草料”之開銷，無兵可用、且軍費不足乃“南宋不能不議和的主要原因”，方稱“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是冤枉”。這番言論成為後人攻擊其為秦檜伸冤，走亡國路線之濫觴。

周作人：呂思勉並不全錯

周作人在《岳飛與秦檜》一文中，迴應了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查禁呂著一事：“(呂思勉)所說與群眾的定論比較的確有點‘矯奇立異’，有人聽了要不喜歡，原是當然的。鄙人也不免覺得他(指呂思勉)筆鋒稍帶情感，在字句上不無可以商酌之處，至於意思卻並不全錯，至少也多有根據，有前人說過。”(《華北日報》1935年3月21日)

周作人附議俞正燮《癸巳存稿·嶽武穆獄論》中的觀點，並以《朱子語類》所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恣行擄掠，公私苦之”強調朱子時代對岳飛的評價不過爾爾。後來，崇嶽貶秦之風乃受《精忠嶽傳》的影響，後者又稱《說岳全傳》([清]錢彩著)，對有清一代岳飛形象的塑造與定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周作人認為趙翼《廿二史札記》對宋金和議的評價頗為中肯、平實：“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國家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為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冑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

鄧廣銘：從階級對立到民族英雄

自1944年出版《岳飛》(重慶：勝利出版社)一書後，鄧廣銘對於岳飛多有關注。1950年代，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再論岳飛，在《岳飛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10月第1版)中高度評價岳飛的戎馬一生，該書第三章以“民族戰場上的忠勇鬥士”為題，讚揚岳飛直搗中原、再援淮西，堅決反對屈膝求和。

受到時代階級話語的影響，岳飛及岳家軍被塑造為以武力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典範，鄧氏說道：“對此，我們不能不替岳飛把罪過承認下來。”他在後記(頁285-286)中強調岳飛所處的時代，中華民族和女真侵略者矛盾極端尖銳，在民族矛盾的衝突下還包含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派系鬥爭。岳飛敘事陷入階級與民族對立的怪圈中。

在鄧氏的筆下，岳飛形象於1980年前後被再塑，彼時《岳飛傳》增訂本問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這次增訂本與前述版本相比，做了大幅度的修訂，按鄧氏自己的話說，改寫的部分至少佔全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岳飛由此迴歸“民族英雄”的話語體系。

鄧氏指出，不論是漢族或女真，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岳飛則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從漢文化擴充套件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視域中，這也暗合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敘述模式。(按：1988年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名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演講。)

龔延明：岳飛精神與民族文化遺產

當下，對岳飛功績及其精神的研究，已逐漸成為顯學。岳飛研究會會長、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龔延明指出：“嗚呼！公之功勳，難以訴完。公之精神，代代相傳。中國之大，誰不識公！民族英雄，誰不歌頌！”(龔延明：《公祭嶽鄂王文》，載《岳飛研究論文集彙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龔延明將國人心中的岳飛形象進一步拔高，岳飛成為愛國愛民、廉潔奉公的楷模，以及寧死不屈、義無反顧的正人，由此形成的“岳飛精神”，與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密切相關，這亦契合當下多數民眾對岳飛的認知(龔延明：《岳飛精神與民族文化遺產》，載《岳飛研究論文集彙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孫江：岳飛形象的定型與乾隆帝有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孫江則指出岳飛形象的定型與乾隆帝有關。歷來關於岳飛“愚忠”形象的爭論中，論者都將岳飛“愚忠”形象的形成歸因於清代錢彩的《說岳全傳》，殊不知乾隆的南巡題詞，為後世留下了“欽定”的岳飛形象宣傳大綱(《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載《岳飛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2004年)。

在君臣之義的上下關係、忠奸之分的平行關係、華夷之辨的內外關係中，乾隆更強調君臣關係的尊卑分明：“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師必為秦檜所構，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分疆之外。”(乾隆《嶽武穆論》)乾隆話語的翻版影響了清代關於岳飛形象的敘述，在儒家君臣之義的尊卑解讀中，岳飛被塑造為絕對盡忠的形象。

在承襲了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孫江以反歷史的筆調梳理了岳飛敘述的譜系，作為民族英雄的岳飛不僅成為公共記憶的物件，更成為國族認同的象徵。他強調岳飛敘述是表象化的岳飛歷史，客觀的岳飛歷史只能是歷史學者追尋的一個可以接近而永難到達的高遠目標，在“岳飛是誰？誰的岳飛”的發問中，意識形態的制約成為岳飛敘述不斷變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岳飛屬於過去，岳飛信仰永遠屬於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