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血療法” 狂熱年代包治百病的神奇祕方

從1959年到“文革”期間，一種將鮮雞血注射進人體的“奇效”療法蔓延全國。在“打雞血”這個形容人亢奮、好鬥的詞語背後，是一段狂熱的歲月。

1959年5月26日上午8點，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次年8月轉為上海無線電三廠)，一個叫俞昌時的醫生，在依約而來的病人眼前，給自己打了一針鮮雞血。五年後，他回憶這次“當眾表演”時說，“不到三小時，就感覺奇餓，中午吃了八兩飯”。

醫生的親身示範消釋了病人們的疑慮。從下午1時開始，四十多人讓俞注射了雞血，奇蹟立刻顯現：“有的頻頻咳嗽，注後五分鐘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

這已經不是俞第一次打雞血。在過去幾年裡，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時已經暗自搞了一些實驗，而“大躍進”的到來，更讓他覺得有了“攻關”的動力。只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看似不可思議的“雞血療法”，竟然會伴隨著狂熱歲月的激情，得以四處蔓延，並最終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於安徽南陵的俞昌時，有一份紅彤彤的革命簡歷。19歲時，在上海醫科大學讀書的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半後轉為中共黨員。“五卅運動”期間，他活躍在上海學聯和總工會。1926年底，回南陵創立中共南陵特支並擔任書記，在南(陵)蕪(湖)一帶領導農民運動，還曾在武昌被捕入獄。

據俞昌時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衛生工作的他，偶然從雞肛門量了量雞的體溫，竟在42℃以上，又測了好多隻，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斷，雞的“常溫如此之高，當然是其神經中樞的調節作用，和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的原故”。在中醫傳統文獻裡，有很多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病的記載。俞冒出一個大膽的猜想：如果把雞血注射進人體呢？

1950年代初，中國各地學習、推行蘇聯的“組織療法”，把人體的某些組織，如面板、肝、腦、胎盤等作為注射液，或將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雞血也是一種組織，可能有同樣作用。”俞昌時決定先在自己身上試試看。他從一隻公雞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進左臂三角肌，結果“一點也沒有感覺——不痛，不癢，不脹”。其後一兩天內，他覺得精神舒適、食慾增加，三四天後“發現奇蹟”，腳癬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時痊癒了。

“於是，我就大膽地再打了幾次，又打到別人身上。”俞的試驗物件，包括自己經常腹痛的15歲的女兒，一個大腿發炎的農民，一個患陰道癌的婦女，“都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很好的療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的社論，肯定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4月1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是一個繼續大躍進的計劃。”在這場報告中，周恩來強調，“……計劃規模是巨集偉的，任務是艱鉅的。但是，決不能說，我們的潛力已經挖完了，計劃指標再不能夠超過了。在生產和建設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俞昌時的機會來了，藉著大搞“技術革命”的東風，1959年6月，已經進入上海永安棉紡三廠的他開始在職工中試驗，“一個月多的時間內，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針，最多的五六針，就發生了許多的奇效和顯著療效”。

靜安區衛生局調查證實，俞的確用“雞血療法”治過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資料分析：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主覺症狀有改善者達65%”，但同時也指出，“其中有36%發生高熱、尋麻疹、淋巴結腫大等反應”。據此，衛生局認為需要進一步實踐，經過時任區委書記李梅生同意，組成包括俞在內的研究小組，設定實驗室。

後來風捲中國的“雞血療法”，便肇始於此時。被納入研究小組的俞昌時激情滿懷，準備大幹一場。

試驗

研究小組首先進行動物實驗，“初步印象”是，鮮雞血有血清反應，但比馬血清弱。半年之後，“就在有搶救休克準備的條件下開始了臨床應用”。到1962年為止，共治療1320多人。

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顯示，根據兩年多試驗積累的688個病例分析，近期內療效較好的是：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系統潰瘍，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後食慾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但是不良反應也較嚴重。打過4針以上雞血的980例病人中，發生反應165例，佔16.6%，大都在接受雞血治療後第五至七天發生反應，包括畏寒、發熱、腹瀉、淋巴結腫大、蕁麻疹、區域性紅腫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數為發熱反應。反應程度與注射劑量成正比。而且，還出現了6例休克反應。病人注射雞血後，立即發生胸悶、氣愈、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面色蒼白、兩眼球結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況。但報告特別強調，“經急救恢復”。

由於鮮雞血過敏性血清反應嚴重，靜安區衛生局與上海生物化學制藥廠協作，將鮮雞血製成脫敏雞血粉，“經試用觀察，未見任何反應”。於是，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該局就停止使用鮮雞血，改用雞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試用15000多人次，均無反應，“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俞昌時十分不滿，認為是個別專家“誇大反應”，否定療效，使雞血的研究機構工作停頓。而制雞血粉，“不僅大大失去療效，且仍有反應，而且製造繁複，成本高昂，正與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據俞自述，從1959年搞雞血起，他堅持每隔一兩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時每天注射，毫無不良反應。“我是拿它當最好的營養品來滋補身體。長期應用下去，可以達到‘有病可以治癒，無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還童”。他還讓愛人以及一些老友試用，“都獲得了很好療效”。

據他統計，自己5年來親身注射雞血的療效至少有24種，膽石症、絲蟲病、腳腫、心臟病、老花、腹瀉、睪丸硬化、凍瘡、褥瘡、脫皮、脫髮等病痊癒，而且精神健忘樂觀，視力增進，抵抗力強，面色紅潤，不怕冷，性慾旺，睡眠佳，大便暢，無任何病痛。

“僅以對婦科月經過多的療效，可以達到100%，這難道不是對人類的貢獻？”在俞的自述中，“雞血療法”當時也得到了“醫務界許多正直而前進的人士”一致“公認”。尤其在中醫界，一些有名望的中醫，認為它是祖國醫學的固有遺產，應發揚光大，作為創造我國新醫藥學派的重要專案之一。

而且，俞昌時並不滿足於肌肉注射雞血，而是“現已成功地發展到對人作靜脈注射”，雖然尚在縝密試用中，“但望其前途，將是對人類更大貢獻的發展方向”。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稱，不願和研究小組繼續合作的俞昌時，讓病人到他家中治療。打著“技術革命”的旗號，俞昌時聽不進任何勸阻。“陳中偉斷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麼，我也會做，雞血療法才是真正超國際水平的”。

報告稱，俞還向全國各地印發大量誇大療效的宣傳材料。據不完全統計，有二十七個省、市(縣)的醫療單位或個人收到了俞的宣傳資料，鮮雞血療法被說成“能治六十幾種痼疾的鮮丹神藥”。在俞散發的材料中，一是標榜“雞血療法”“國際領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祕密研究”。二是宣揚有很多“老幹部”私下使用。在他印製於1964年8月的《雞血療法》一書中，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其宣傳方式與現今充斥電視和報刊的各類神奇“祕方”幾乎如出一轍。在資訊閉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幹部”私下享用的“祕密”之說具有很強的蠱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有的群眾抱著雞求醫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衛生部門也紛紛來信或者派人來滬瞭解求治，情況相當混亂”。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說。

禁止與質疑

堅持打了幾年雞血後，俞昌時“老是感到我的力氣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總想試試一拳頭打通牆壁那樣的猛勁。……又有些同事們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話，我想也可能是經常打雞血的原因——由於雄雞好鬥！”

1964年，一肚子怨氣的俞昌時開始爆發。他在一份材料中訴說自己的委屈：雞血療法創立五年來，日夜操勞，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養雞養兔、掃清潔，夜間給病人注血，給自己和愛人注血，又給兔子靜脈注血。又經常跑老遠給病家注血，寫雞血材料，和各地搞雞血的同志們通訊及往來聯絡。自己的糧食不夠吃，還勉強支援供應雞飼料，所有用品和飼料，都是自己貼錢。

“當此，黨中央號召全國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運動的大學之年、大比之年和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時節，我要把隱忍5年偷研雞血的痛苦心情和實際情況，向黨和政府申訴出來，要求黨和政府中心領導，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協作共同研究，為創造祖國新醫藥學派而共同奮鬥。”他在這一年5月寫道。

12月12日，俞昌時給衛生部寫信，要求：早日組織中央雞血研究會，調他到京做“高深的雞血療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國各高階醫療院校組織雞血療法研究組，研究並臨床應用。而同一天，俞還寫了一封致“中央科學院郭院長並轉諸位首長和同志們”的信，要求其組織人員，調查研究後大力支援並倡導“雞血療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衛生局召開了專家座談會，堅持認為：鮮雞血是有異性蛋白過敏性血清反應存在，不安全，“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應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特別鮮雞血治療物件均為慢性病，該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卻冒著危險更值得考慮。”半月後，衛生局寫了《關於雞血療法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呈送衛生部，稱將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給病人注射鮮雞血試驗的行為。

7月23日，衛生部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的看法和處理意見，通知強調，“今後，應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以免發生過敏危險。群眾要求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予治療者，應加以勸阻。對於群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

對於衛生部的禁令，俞當然不服氣。

10月5日，《武漢晚報》“科學與衛生”版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紅光”的文章，題目為”鮮雞血注射真能醫治百病嗎？”副題為“鮮雞血注射非但不是萬靈藥而且危險性很大”。俞昌時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反駁。

“老實說，我當醫生這些年來，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方法”。針對紅光的第一句話，俞反駁說：這句話看來很容易誤會，以為紅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聽說過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麼毛主席最近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紅光同志難道沒有學過？

而紅光文中所說請教老醫生、查資料，俞反駁說：最近黨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且希望也讓別人來趕趕我們。我們醫藥衛生界也更應該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圖書館查資料，找老中醫而不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甚至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還怎麼能突破常規，有所前進呢？

對於紅光提出要尊重“科學依據”，俞認為，和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一樣，科學依據是不斷髮展的，“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

“醫務界一般說安全第一，療效第二，藥理上看，反應超過5%就不能臨床應用”。對於紅光文中重申的這一常識，俞反駁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是舊框框，根據辯證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理論內經上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鍼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甚至舉例說，如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麼，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

俞昌時還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將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實證明，俞的憂慮並非多餘。

2008年，北京收藏家趙慶偉得到一本《雞血療法》小冊子，1967年7月由“小湯山革命造反大隊”翻印。這本冊子裡提到，首都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合組“雞血療法”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核實其療效，稱這一療法對“備戰、備荒、為人民”將是最大的貢獻。

1966年，12月28日，衛生部下發通知撤銷1965年7月23日的《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衛生部在雞血療法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辦公室”，在12月發表《徹底為醫藥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雞血療法翻案告全國革命人民的公開信》，為“雞血療法”翻案。那本《雞血療法》散佈全國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許多人家中。

“我們家附近地段醫院的注射室門口，開始排起長蛇般的隊伍。人人提著裝雞的籃子或網兜，等待護士小姐出手，一邊交流打雞血的經驗與傳聞，地上到處遺留著骯髒的雞毛和雞屎，此外就是雞的尖聲驚叫。它們的恐懼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整個時代。”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回憶當時“打雞血”盛況時說，“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革命的熱血奔湧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則燃燒在祖國的大地上。從1967到1968，打雞血盛行的時間，據說維持了十個月之久，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熱之間的神祕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一個網名叫“金師爺”的北京市民回憶，1971前前後，到西雙版納插隊兩年的他獲得了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權利，回家後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雞叫給驚醒，“全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怎麼北京人竟敢私自養雞隻？”聽父親介紹後，他才知道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一個廣泛流傳的祕方是，白色、一點雜毛都沒、叫聲好聽、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可治百病。“因為我在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當衛生員，所以街坊四鄰聽說我回京後就請我給他們打雞血。”“金師爺”說，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麼能將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宣武醫院瞭解情況，看見注射室門前排成長龍，人人懷抱公雞等待注射，“這就增強了我為人們打雞血的信心”。

“金師爺”先為鄰居郭大爺打了雞血，回到西雙版納後，“前後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還回憶，除了打雞血外，他還用過當時流行的土法子，將一些中藥蒸煮過濾後，“直接扎進病人屁股”。而不良反應，“怎麼可能沒有？那個時候，人們一是膽大，第二確實缺醫少藥”。

餘音

直到2004年，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出版的《一萬封信》裡，還收錄了一封“騙子”來信，此人向她推薦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時大夫發展為肌肉注射，我改為穴位注射，在雞心臟採血，每次採50，間隔一天再採，雞不會死。”

1990年代，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會”中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中將醫官，行刑前提出用“祕方”交換生命，那“祕方”就是打雞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來了，這“祕方”，秋風掃落葉一般，“接著，全中國的小公雞遭了殃”。後來，許多人提到“打雞血”一詞的來源，都引自這篇文章。

桑曄寫此文的由頭，是三本宣揚特異功能的氣功大師的書，其中一本附著錄音磁帶，據說那磁帶已被大師“注功”，氣已轉換成磁;買回家塞進錄音機一放，磁又轉換成氣，治癌，沒癌治雜症和消滅“隱生癌細胞”。這篇題為《國人夢已醒？》文章發表於1992年4月。文末，桑曄說，“我想已經說得夠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國人夢已醒’之後，醒了就練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別真像那壞笑話所言：有人問上帝為什麼要造一箇中央大國，上帝說：‘為的是在我寂寞時看看他們在玩兒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