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12年 湘軍將領建議先發制人打日本

一、“隔牆兩制臺，對岸兩提臺”

新寧縣位於湖南西南部，與廣西搭界，隸屬於邵陽，南邊是風景秀美的崀山，東面是高聳入雲的金鳳山，而清澈見底的夫夷江水在縣城金石鎮連畫了幾彎漂亮的弧線，如同一條透明的絲帶，挾帶著兩岸的青磚瓦舍、桃紅柳綠、千門萬戶咿呀的讀書聲，輕輕從縣城滑過。

俗話說人傑地靈、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新寧人有個很自豪的說法：“隔牆兩制臺，對岸兩提臺。”兩制臺指的是清朝時的直隸總督劉長佑、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提臺指的是安徽巡撫江忠源、浙江提督劉光才。

所謂“隔牆”，蓋因武慎公劉長佑府宅餘慶堂與忠誠公劉坤一府宅光厚堂在新寧縣城僅一牆之隔，所謂“對岸”，則因為湘軍將領江忠源、劉光才家就在夫夷江的兩岸。四人皆為晚清“中興名將”，當時一個小小的縣城一下子竟冒出多名將帥之才，楚勇橫空出世，接著的湘軍又縱橫馳騁了大半個中國，石破天驚，世所豔稱，彷彿新寧的千年靈氣，鍾於一時了。

二、楚勇——湘軍之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十日夜晚，長沙下河街碼頭漁火閃爍。32歲的劉長佑席帽青衫，和小他12歲的族叔劉坤一焦急地尋找著一艘官船。劉長佑(1818--1887)字子默，號蔭渠。他的父親靠經營本地木材和土產發家，富甲一方，在新寧縣建了一座聞名遐邇的大宅院，名曰餘慶堂，大門的對聯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福之人方能讀書”。

劉長佑就出身在這樣一個富裕溫馨的家庭裡。他為人謙和，有膽識，文武兼備。此前，他已在嶽麓書院學習了十一年，其間有九個除夕都是在齋舍裡度過的。可以說，寶慶地方尚武的傳統與長沙嶽麓書院所倡導的湖湘文化中“學以致用”的精神結合在一起，成就了以後劉長佑謹慎而多謀略的儒將風範。

也就在這一年，劉長佑考取拔貢，而新寧、武岡等地先後發生了雷再浩、李輝、李源發等人的農民暴動。也就在今天， 19歲的族叔劉坤一晝夜兼程趕到長沙轉告了父親逝世的噩耗和李源發攻打新寧縣城的訊息。劉長佑一方面由於父喪而悲痛至極，一方面出於地主階級本能，對李源發攻打新寧縣城而怒髮衝冠。二人在長沙下河街碼頭，這個今天賣“舶落貨”(長沙方言，意為便宜貨、次品)的地方，找到了密友、時任浙江秀水縣知縣亦是回籍為父奔喪的江忠源，三位貨真價實的帥才就這樣歷史性地相遇了。

爾後，三人連夜棄船騎馬，趕回新寧，招募鄉勇(區別於清政府的綠營軍)2000餘人。與清政府“正規軍”不同的是，這些鄉勇勤於訓練，加上同鄉共井的關係，具有綠營軍不可比擬的凝聚力，能吃苦、打硬仗。很快鎮壓了李源發起義。

咸豐二年(1852)，席捲江南的太平軍在永安受挫，轉而攻桂林。這時，劉長佑已回鄉應聘在維新書院講學，在江忠源的力邀下重新出山，隨江忠源，出征平亂，湘軍最早的一支——楚勇由此而誕生了。他們議定，楚勇以藍色為旗。

太平軍在桂林城下被楚勇大敗後，轉道全州，伐柯為筏，欲循湘江直下奪取長沙。江忠源用劉長佑之計，繞路敵前，扼守蓑衣渡，砍下許多木頭，在河中遍佈暗樁，連營河西岸，約諸軍會師東岸，以截擊太平軍。果然，太平軍乘船筏順江而下，至蓑衣渡，其船筏紛紛被水中的木樁卡住，繼而楚勇放火燒其船筏，從兩岸夾攻，鏖戰兩晝夜，用火炮炸死了太平軍南王馮雲山，致使太平軍在蓑衣渡慘敗，楚勇由此而聲威大振。

咸豐二年八月，江忠源與劉長佑選五百精銳順湘江下援長沙，從湘江西岸的濚灣市(即今濚灣鎮)渡河，駐紮在城北。劉長佑因在長沙讀書多年，熟知長沙地形：城東南角地勢較高，可以俯瞰城中，便與江忠源商議，將營壘駐紮在天心閣下。緊接著，太平軍一千多人來爭奪，楚勇分兵拒敵，且戰且在天心閣下築壘，第二天，壘成。後來，太平軍圍攻長沙八十餘天，兩次攻破了南面城牆垛口，還是不能攻入長沙城，就是因為天心閣的犄角之力。就是在天心閣下，太平軍驍勇的西王蕭朝貴在激烈的戰鬥中中炮身亡，遭受到巨大的損失。

三、“兩劉”非曾國藩部屬

在一些歷史小說中，往往把劉長佑、劉坤一、江忠源等人描寫成曾國藩的部下，這實在有違史實。首先從時間上看，曾國藩為官最早，道光十八年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三年，升任翰林院侍講，正式當上了國家幹部。

而新寧江忠源、劉長佑起兵卻最早，兩人於咸豐二年(1852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桂林城北創立了楚勇，是為最早的一支湘軍。第二年，咸豐鑑於綠營確實無能，於是任命了四十五位幫辦團練大臣，而曾國藩在咸豐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幫辦湖南團練旨，三十日，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始成立湘勇。

在時間上，江、劉略早;其次從以後的“行政級別”上看，武慎公劉長佑官至直隸總督(略相當於現在的大軍區司令員，兼管政務);忠誠公劉坤一接帶劉部楚勇，後任兩江總督;文正公曾國藩也官至直隸總督，三人都是正一品，唯起事最早的忠烈公江忠源42歲時英年早逝，只官至巡撫;劉光才也是入劉長佑軍，後為提督。新寧三劉與江對於曾國藩並沒有從屬關係。楚勇應該說是湘軍之濫觴。

雖然劉長佑對曾國藩以師禮待之，但兩人始終是同僚加朋友關係。劉長佑以師禮待曾的原因是，當初劉長佑應舉時，文正已有國士之目，是正式在編的“國家公務員”了。繼而，曾文正又向朝廷推薦長佑，故長佑以師禮待之，後文正督師河南北，武慎督師直隸，文正公辭不自居，劉生性謙虛，終究不易其稱。知者歎服，認為他這是仿效宋朝範文正禮待晏元獻。(不僅對曾，劉對另一位湘軍將領李續賓也稱“李九老師”。)

劉長佑與曾國藩之間良好的同事加湖南同鄉關係從一些歷史文獻中亦可看出。如道光三十年，“公(劉長佑)五月抵都，寓寶慶會館(相當於邵陽市駐京辦事處招待所)，時曾文正公官禮部，極相重，如故交。”(見《劉長佑年譜》，[清]鄧輔綸等撰)再如咸豐八年八月，劉長佑與曾國藩同在江西剿太平軍，“(劉)率軍回撫州，道建昌，曾文正公笑迎之，曰：‘君已盡破賊乎？曷不少留賊資我！”(同上書)同治七年二月，落魄的劉長佑遭貶責南歸，“帶隊過金陵。曾文正握手慰勞，既慶幸生還，又知公清廉，從者飢苦，次以勇糧三千金……”(同上書)而曾國藩還應劉長佑之請為劉父作墓誌銘，其時劉父已去世十七年，墓誌銘中說：“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渠蔭，今為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為時名臣。”(見曾國藩《新寧劉公墓誌銘》)一代文宗王闓運也評價：“(劉長佑)始領鄉軍，實先群帥。楚、湘義旅，江、曾盛烈，公倡之也。”(王闓運《武慎劉公墓誌銘》)

造成“三劉一江”為曾國藩部屬錯覺的原因可能是，早期，劉長佑的堂弟劉長偉參加了曾國藩的湘軍，後陣亡於長沙靖港。

四、甲午戰爭前十二年，劉長佑建議先發制人討伐日本

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看來，曾國藩、劉長佑等湘軍將領為挽救腐朽的滿清王朝，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當然是罪責難辭的。然而，談論歷史人物的功過是讓知識分子極為頭痛的話題。對於他們的個人操守、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作家唐浩明在其鉅著《曾國藩》中對曾氏己敘之甚詳，關於楚勇諸將亦如是。如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千方百計運用江南的財力，維持殘破的國家運轉;劉光才退休後幾乎將全部家財捐獻給修橋修路濟困扶貧等慈善事業，都是不容抺殺的歷史功績，此處只介紹劉長佑幾樁幾為人所淡忘的事情。

同治十年七月，遭貶責的劉長佑受命於危難之中，從廣東巡撫調往廣西，當時廣西及越南的情況很複雜：作為中國藩屬國的越南積弱不振，法國人侵略越南，並意圖將魔爪伸向中國內地。劉長佑要面臨的是國際關係、民族、防務等多方面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審時度勢，主張安撫、聯合劉永福的黑旗軍，遏止法國人在越南的勢力，以拒敵於國門之外。

起初，法國人安參將想要“遊歷”廣西，並由總署函告，劉長佑恐窺探我防務，以“山河險阻，遊匪尚多”等“安全原因”回書婉言拒絕。後來，法國人在越南被黑旗軍劉永福重創並收復河內後，又“友好”地提出與越南“會剿各匪”的建議，劉長佑識破了法國人的陰謀，他上疏說：“至於法人與越南會剿各匪之議，如果屬實，粵西得以一意設防，不復兼籌援剿，既可紆越南之望，更可釋法人之嫌疑，計孰便於此者！而不謂法之創為此議，初未與越南會商，其意惟在撤粵西之兵，報河內之役，且欲越南自絕於中國，並使粵西失其外藩也……則會剿之未可遽信也。”他更加加大了對劉永褔諸將的軍備支援。

後劉長佑雖因老病回籍家居，仍心繫越南邊事。聞中法戰爭諒山戰勝而訂和約，痛心疾首，耿耿於懷，竟咯血數升。

晚年的劉長佑在雲貴總督任上，還曾上書朝廷，提出先發制人、攻伐日本的建議，他認為日本狼子野心，奪佔我琉球群島，國家若釋倭人滅琉球之罪不誅，則列強都會知道中國好安而惡戰，從而助長它們的侵略野心。

劉長佑分析，日本本來就違背了國際公法，一旦開戰，在國際道義上佔不到便宜，且其侵略成性，遲早會吞併朝鮮，不若乘其羽翼未豐，先發制之。他認為，自同治以來，朝廷講究洋務，設立海防，習水師，修炮臺，購鐵船，造槍炮，投入了大量的金錢，現在正是其用武之時，傾中國之全力誅一日本，是有把握的。

光緒七年(1882年，距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差12年)，他上疏提出具體計劃：“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簡大臣宿將有威望者起東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臨庫頁島;別命一軍出朝鮮，以扼其西;而後選明習韜略、熟習水師之將，由寧波、定海率舟師趨長崎，以攻其南。或慮來擾海濱，則東南沿海久設練軍，亦自有防禦之具。硫球臣民喜復疆土，必將有助順之師。憑廟算之長，海外有截，天戈遠震，四夷戟兵，朝鮮、暹羅、緬甸諸國可免蠶食，不獨越南也。”

可惜當時朝廷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不然十二年後的甲午戰爭的結局就會發生改變，甚至後來日本侵華戰爭是何變數亦未可知了。

徘徉在秀麗的新寧古城，筆者以為弄清“三劉一江”的功過及楚勇的演繹，不僅對於湘軍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晚清湘軍人物以及楚勇其實是新寧縣的一個賣點與資源，湘軍將領墓、故居、祠堂等文物保護與利用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新寧縣的旅遊業？？觀結合起來，將有助於樹立新寧的獨特氣質，打造新寧的城市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