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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為何怒罵張學良 瀋陽事變不抵抗丟老父臉

吳佩孚為何怒罵張學良 瀋陽事變不抵抗丟老父臉

自1891年起,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陸”是日本的“生命線”。1895年,首相山縣有朋嚮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確提出要把“生命線”擴大到中國東北,並由此逐漸形成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大陸政策”。1927年在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要》,則把“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積極方針”,作為日本的最高國策。會後,田中義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會議內容時說:“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滿蒙權利,乃是第一大關鍵也。”

吳佩孚為何怒罵張學良 瀋陽事變不抵抗丟老父臉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侵佔朝鮮和中國的臺灣、旅大,壟斷南滿鐵路,策劃“滿蒙獨立 ”,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這一衣帶血的歷史,張學良不知道嗎?

1928年夏,日籍臺灣人蔡智堪,通過祕密手段抄錄了《田中奏摺》,將其轉交張學良。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至於日本明裡暗裡那些緊鑼密鼓的動作,通過各種渠道自然也會收集很多。至於什麼人和為什麼策劃了“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最清楚箇中內情的中國人,是不是就是張學良了?

那麼,這位東北王是如何應對的?

4個字:隱忍自重。

無論日本人怎樣挑釁、滋事,都要隱忍、退讓,以使其找不到藉口擴大事態,以期能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求得生存、發展,在這個世界上贏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東北軍政以來,張學良就著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以官商合辦方式投資鐵路、工廠、貿易公司,限制、取締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非法活動,並取得相當成績。這當然是對事變的一種從根本上的準備,是比較長遠的戰略目標,屬大謀。隱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堪稱“忍”之最的內定犧牲關玉衡,也屬這種“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會因你的“小忍”就放棄它的國策嗎?而且,這種“大謀”會不會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麼,少帥準備好了應對之策嗎?

準備好了——不抵抗。

緣何不抵抗?——判斷錯誤。

59年後,這位九一八事變的悲劇主角,在臺北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說:

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麼做。我以為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當日我判斷:日本這樣做,對它沒有任何好處。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發動戰爭,我會與他們拼命的。

注意,他說的是“當日”。

當日判斷錯誤,以為日軍還像以往那樣,是尋釁鬧事的區域性事件,而不是要發動戰爭,你打我就跑,讓你打不著。有道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等你覺得拍打得沒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嗎?

那麼,接下來已經不需要判斷了,遼吉兩省大中城市及鐵路沿線已經遍插膏藥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步步緊逼之際,張學良在給榮臻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的電報中,說:

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需萬方忍讓,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則稱:

如果一旦開戰,東北必定要失敗。

為什麼“必定要失敗”呢?因為日本、日軍太強大了。

在後來的口述歷史中,張學良說:“日本軍隊厲害,真厲害”,“那人家訓練好,裝備好”。“日本厲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那樣,就算剩一個人也打,這是數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工兵去破壞俄軍的鐵絲網,他們身上帶著炸藥,每個兵躺到鐵絲網那,這樣把鐵絲網炸開了,他們真有軍人的精神。”

還未開戰,先自氣餒。

在東北各級官員中,恐日病已經深入人心。

事變後,吳佩孚到北平,在車站見到前來迎接的張學良,怒斥道:“為何不打?”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佩孚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沒這個“死”字,不敢對日本人說“不”,就對自己人、對部下說“不”。

不抵抗,敵人衝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著死”,就跑。官員跑,軍隊跑,往遼西跑,在錦州再成立個遼寧省政府。眼瞅著日本人又奔錦州殺來了,再往關內跑。

不光跑,還要講理。

張學良看準的這個講理的地方,是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簡稱“國聯”。

事件發生時,張學良即電話指示榮臻:

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

蔣介石也鍾情“國聯”。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黨員大會上說:

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除了期待“國聯”懲罰日本、伸張正義,張學良還有“全國抗戰論”。

接到榮臻“十萬火急”電報後,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高階將領開會時說:

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系全國整個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這話與判斷錯誤,似乎又對不上茬口了。

有人說張學良曾長期貼身帶著個小皮包,裡面放著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電報。有人說不是電報是手諭,由其夫人于鳳至保管,收藏在美國的保險箱裡。西安事變捉放蔣介石,張學良之所以只被軟禁,而未殺頭,是因為張學良掐捏著蔣介石的命門,害怕電報(手諭)公諸於世,就讓人覺得江湖政治淹沒了民族大義。

認為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最重要的依據,是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的“銑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還有9月12日,蔣介石在石家莊會見張學良,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這次和你見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公開發聲:“自從失掉東北四省,全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少,無不罵我張學良,我何嘗不敢打日本強盜呢?上級不許我打,這種隱痛是一時不能對人說的。”

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的上級,自然只能是總司令蔣介石了。進入1990年代,終於有了謎底。

1991年5月28日,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東方新聞》主編李勇等走訪張學良,問及蔣介石是否下手諭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立即回答:

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對《張學良口述歷史》作者唐德剛,張學良更是連說5個“不是”: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這個絕對不是的,不是事實。

原來如此。應為一言九鼎,無須再皓首窮經地“考古”了。

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張學良給蔣介石平反,而是一種什麼樣的怪異的力量,使得許多當事人健在幾十年,因而也就並不複雜的也就是一句話的這樣一個問題,60來年後才算得以明瞭?就像一盆渾水,竟然需要半個多世紀才能沉澱澄清嗎?

以國家、民族大義的立場、視角,是不是就簡單、明瞭多了?這,是不是才是最令人疑惑、憂慮,乃至恐懼、驚駭,因而也最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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