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夾陰傷寒”繆論 此病根本不存在

目錄：

第一章：駁斥“夾陰傷寒”繆論 此病根本不存在

第二章：《傷寒論》毫無臨床價值

一直流傳的“夾陰傷寒”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實根本就沒有這種病，下文做了詳細講解，一起去看看吧。

駁斥“夾陰傷寒”繆論 此病根本不存在

“夾陰傷寒”這種說法，大家個個曉得。大家不曉得的是——根本就沒有這種病。徐靈胎、吳又可、陸九芝三先生早已經駁斥了它，大家也應該清清爽爽地明白過來，而世上那些懵懵懂懂的人，還在說來說去而又說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呢？

想起去年，我有個朋友徐先生，三十來歲，新近從日本旅行回來，得了腸傷寒症。經過牛惠霖先生採血送到工部局衛生處化驗，的確發現了傷寒桿菌。後來中醫也治西醫也治，誦經畫符，和尚道士，方法試盡，總歸於死。議論的人至今還認為是“夾陰傷寒”。

還有今年七月，我的另一個朋友葉先生，四十來歲，近日常常宵出晨歸，大家都疑心他有外遇，他卻忽然得了流行性感冒，沒幾天就病得很沉重了，他咳出的痰顏色黑綠髮著惡臭，確診是定了型的肺壞疽，最後就因為這個丟了性命。而議論的人也說是“夾陰傷寒”。我爭辯說：即使按舊醫的“夾陰傷寒”來論，也沒有痰臭的症狀。議論的人說這是“夾陰傷寒”的毒攻了肺啊。

嗚呼！診斷疾病，而可以如此說法，那麼哪種病不可以指為“夾陰傷寒”？患了霍亂的，可以指為“夾陰傷寒”的毒入了腸;患了喉痧的，可以指為“夾陰傷寒”的毒入了喉和面板;有眼病的，可以指為“夾陰傷寒”的毒攻了眼;有胃病的，也可以指為“夾陰傷寒”的毒入了胃;除了老人孩子鰥夫寡婦(沒有性行為的)之外，凡是百病都可以用“夾陰傷寒”一網打盡了。

要知道一個病有一個病的特徵，一個病有一個病的範圍，怎麼可以這樣子籠統混淆呢？

可嘆啊！吳又可論“瘟”，幾乎百病都是“瘟”;劉鬆峰說“疫”，幾乎百病都是“疫”：郭右陶談“痧”， ，幾乎百病都是“痧”。沒有事實根據，任意羅括，而祖傳治熱病的人，凡是個病就說是“溫”。這都是“一網打盡”法啊！此種陋習，由來已久，我對於“夾陰傷寒”的說法，又何必奇怪呢？

舊醫駁斥“夾陰”的，以陸九芝的說法最痛快。 於是全錄其文，以資參考。讀了這個可以知道否認“夾陰”，不但是新醫有根有據的說法，即使是舊醫裡有見識的人，也早已經否認了啊。

陸九芝說：

“夾陰”的說法，天下(中國)到處都有，而以我們江蘇最流行。試問， “陰”而又說可以“夾”，講的通講不通？豈有明明不通的道理，反而說生死這麼大的事情都維繫在它上面？這種說法裡的所謂“陰”，它是“陰經”的“陰” 嗎？還是“陰證”的“陰”？或者就是以男人為“陽”，女子為“陰”？看病的人愛說人家“體虛”，無奈病人是個男的，又是壯年，身體看起來也很強，則慣講的“氣血兩虧、小船過載、素體嬌弱”三個“虛”字，都說不出口。於是偷偷打聽這個人，如果打聽到他新婚不久，或者才討了小老婆，一有寒熱感冒，就沒有不拿“夾陰”來說事的。不幸病人偏巧有“太陽病”的畏寒怕冷脈浮弱;“傷暑”病的脈細遲緩，足脛冷，灑灑然毛聳;“厥陰症”的發高燒暈沉，脈沉伏等幾種症狀，可以用來湊合匹配，正足以證實他們“夾陰”的說法，而病人也不敢不信。也有父親兄長問有沒有這回事(指房事)，病人回答說沒有的，看病的人就說，不用問了，你就是問他也不肯說老實話，我從他的脈裡自然有憑證。其實就是借上面幾種脈相當作證據罷了。也有狡猾的郎中(聽病人說沒有)就另找個說法，改為“病前奪精”說。這個“奪”字多嚇人啊，而且也有“夢遺”“夢洩” 可能病人自己都不記得的，所以他的話更沒有矛盾了。因此這個“夾陰”可以作三虛外的一條出路，否則他拿年壯氣盛的人怎麼辦呢？

徐靈胎說：“陰證”沒有發熱的道理，藥也沒有補寒的方法。有人把溫熱方面的病，硬派作“陰證”。又有把“夢洩”或者“房勞”後得的感冒，說是“陰證”，更屬於奇談怪論。吳又可說：即使房事後得了病，有病的時候行了房，也不過是比別人稍微重一點，終歸到底還是“陽證”，即使“四逆”也還是“陽厥”。 劉鬆峰說：世間原本就有一種寒疫，得了它的人必定不會發熱。還有因為吃了過多寒涼的東西導致不舒服，這時候也沒有身體發熱的現象。 周揚俊說： “房勞”也有屬陽證的，如果因為曾經有過“房勞”，就使用溫藥，是要醫死人的。把這幾種說法合起來看，惟有發熱不是陰證，惟有陰證必然不會發熱。可見世間的“夾陰傷寒”的說法，完全應該取消掉，以解放天下的女婿，以成全人家少年夫妻。

(他們)還在津津樂道的是，只需用桂枝三分，說是治“夾陰”的祕法。服用三分的桂枝，還不至於完全越治越壞，因此就以沒有治壞人的桂枝為根據(說桂枝可以治“夾陰”)，而一切賴以散熱、賴以救陰的重要藥物，統統一筆勾銷。反而以為，口吐“夾陰”二字，病人才不會把他當門外漢看。等到病人的病況沒有好轉反而發起高燒來，就用犀牛角這樣的涼藥，病危時病人手腳冰冷發硬不省人事，又用鹿角這樣的溫藥，等到病人死去的那一天，所謂寒、熱、溫、涼的藥都用過了，這就是“夾陰”說，一步步害人啊。

病人死了，病人的女人有因為讓男人得了這種病而被親戚朋友恥笑的，有因此被婆婆嫌惡的，甚至有因此而自殺身死的。沒有這種事(房事)不聽她的辯解，即使有這種事，也不知道病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如徐靈胎諸人所說的情況。病人一聽說是“夾陰”，就以為是自己的錯，好象本來就是不起之症，不是醫藥治得好的了。可憐的病人，他怎麼會知道“太陽病”有畏寒怕冷脈浮弱的、“傷暑”病有足冷脈細遲的、“厥陰症”有厥逆而脈沉的，都是外感病應該有的事情，而且都是陽證，不是陰證，陰證必然不會發熱啊

唉，一般病人怎麼能夠懂得病？然而這幾種常見的脈證，一被認作“夾陰”，則怎麼治療是關係生死的大事，病人即使不能夠知道詳細，這裡說的話卻不可不注意啊！何況某個人當真荒淫無度，自然應當象《內經》上所說的：“喝醉了酒行房事和房事過分，出現莖痿淋濁。”《金匾要略》上所說的：“臥不時動搖，當得血痺虛勞之證。”

必定不會出現發熱宜汗的病症啊！又何況他們所說的“夾陰傷寒”不可救的人，專門指第一次房事而言，哪裡有第一次房事就真的因此喪了命的？要是相信這種話，那麼父母因為愛兒子而給他討老婆，則完全可以是殺他、要他的命呀！

是這樣嗎，怎麼可能是這樣呢？

《傷寒論》毫無臨床價值

《傷寒論》是中醫心目中無比高大不可動搖的經典，但是它的趣味性不強，引不起閱讀快感。在趣味性上，它比著名的笑話大全《本草綱目》差的太遠。

研究一下《傷寒論》可知，古人原來是這樣理解他們一籌莫展的傳染病的，這其實很有趣。但是，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學、免疫學、流行病學、抗菌藥物、檢驗技術的高度發達，人類對傳染病已經有了強有力的手段，《傷寒論》的現實作用可以說同《本草綱目》一樣，略等於零。它應該且只應該成為醫學史家研究的物件。

一、《傷寒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談《傷寒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必須先做一個假設，即作者張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說他大約生於公元150～154年，死於215～219年。這當然是一個很不靠譜的假設，有較真的學者考證，就像扁鵲、華佗一樣，張仲景很可能也不是歷史上真實人物，《傷寒論》更可能是晉人王叔和的偽託之作。這些考證有理有據，可信度更高

根據張仲景是真實歷史人物的假設，我們將鏡頭穿越到東漢末年。對於中華民族，尤其是草民們，這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恐怖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人民不僅要承受頻繁的戰亂和自然災害，更深重的苦難還有“瘟疫”。史家統計，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間(正是傳說中張仲景生活的年代)，發生過幾十次大瘟疫。僅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時的醫學對於瘟疫的真正原因完全摸不著頭腦，更談不上有效的治療，因此死亡之慘重尤勝於戰爭。儘管並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但留下的文字記載足以使人對其悲慘景象感同身受。

曹植《說疫氣》：“家家有伏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亡，或覆族而喪。”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並非是文學的誇張，實是苦難時代的素描。而據曹丕回憶錄：“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連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難逃其厄，七個竟然一時死了四個。而“七子之冠冕”王粲據專家考證後來也死於瘟疫。

“建安七子”七死五，螻蟻平民復何如？東漢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著名老中醫鄧鐵濤所說我中華民族在中醫的護佑(忽悠)下，從無死亡超過百萬的傳染病發生？非也！根據官方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經過大瘟疫，僅僅八十年後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慘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除去戰爭和災荒的原因，僅僅瘟疫所帶來的人口減少至少也有2000萬

醫聖張仲景躬逢其時，親臨其境，親受其災。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眾多，達兩百餘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於瘟疫(他排除了戰爭和饑荒因素)。除了哀嘆外，他做了怎樣的研究和努力？他寫的《傷寒論》是怎樣認識“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樣的治療方法？對後世瘟疫的治療和控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二、傷於寒乎

19世紀後期，現代微生物學的誕生了。經過巴斯德、科赫等科學家艱苦卓絕的努力，人類終於逐漸弄明白了瘟疫的真正原因，隨後才逐漸找到了有效的武器。根據歷史記載，各種傳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結核、麻風、瘧疾等都曾襲擊過中國大地，一個也不少。古人對這些傳染病的病因、傳播途徑、病理生理過程一無所知，只能在漫漫長夜中展開無可奈何、收效甚微的臆想。把所有的傳染病一律籠統稱之為“瘟疫”，表現出現代醫學誕生前人類中國古人對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懼

張仲景把東漢末年爆發的大瘟疫稱為“傷寒”，這個名詞實際上就是他的傳染病病因學說。但這並非他的創新，《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大凡傳染性疾病，幾乎都有發熱的症狀，古人想當然的推測，發“熱”就是傷於“寒”。至張仲景則乾脆把“傷寒”作為一切外感熱病的總稱(不僅包括鼠疫、霍亂，也包括痢疾、瘧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憑什麼？他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史料，沒有發現他曾經有過實地調查、疾病觀察、臨診研究的記載，他所作的僅僅是“勤求古訓”、“用思精”。也就是說，張仲景不過是從《素問》等古書裡得到啟發，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結論。這正是中國傳統醫學在探索方法上最根本的方向性錯誤。士大夫長沙太守張仲景犯了脫離實際的方法錯誤，閉門造車的“傷寒”之論實際上還遠不如蠻族匈奴人對瘟疫的樸素認識。

早在西漢武帝時，匈奴人基於對瘟疫樸素的認識對漢軍採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詛漢軍”。果然，漢軍接觸或飲用被牛羊屍體汙染的水源後，就發生了瘟疫，連著名的軍事家霍去病，也在遠征匈奴大獲全勝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這說明匈奴蠻族認識到瘟疫可以通過汙染水源來傳播，與醫聖的“傷寒論”相比，這是多麼了不起的見解！現代醫學在千年之後，通過無比複雜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微生物學研究才確定這一點。後人根據現代醫學理論進行合理推測，漢軍帶回了匈奴人饋贈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區落地生根，並潛伏下來，一伺外界環境成熟，就大規模發作。病人排洩物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引發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作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樣受到了“詛咒”，史料表明，隨後百多年間，匈奴各部屢遭瘟疫，人口銳減。同時，在漢王朝的打擊下被迫西遷，疫病隨之“一路豪歌”蔓延並擴散，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以及整個歐洲均不能倖免，對人類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考古學可以探知現代人類疾病幾乎都存在於古人甚至史前人類一樣;根據現代醫學理論，不僅可以合理推測東漢大瘟疫的起源和傳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測出其病原。根據其“發高熱而苦寒，患者體有斑瘀，死亡率高”的臨床特徵和流行特點，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1982年世界衛生組織統一定名為“腎綜合徵出血熱”)，這是一種由小型齧齒動物為主要傳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亞病毒科的漢坦病毒屬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烈性傳染病。這種病與“風寒”無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整本《傷寒論》失去了其賴以立足的根基。

當然，我們不必苛求張仲景具有微生物的概念。但是，今天的中醫在確鑿的事實面前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學，頑固而又愚昧地用風、寒、暑、溼、燥、火等六淫外感之邪來解釋傳染病的病因，盡顯其反科學和偽科學的醜惡嘴臉。用這種完全錯誤的理論去治療傳染病，近2000年一無所獲，只留下“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景象。明代吳有性在《瘟疫論》中曾大膽猜測“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並指出“瘟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他這種敢於突破古人思維禁錮的創造性思想徹底否定了張仲景的錯誤理論，如果他有一臺顯微鏡，很可能會早於列文虎克發現微生物。然而，吳有性的創新觀點被食古不化的主流中醫無情地排斥和打壓，錯失了在傳染病研究上取得突破的機會。

《傷寒論》對於傳染病病因的認識在根本上是錯誤的，那麼，在病理生理上的描述又如何呢？

三、傷寒病理邪說

法定傳染病共39種，包括在歷史上肆虐橫行的如鼠疫、霍亂、瘧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熱等，《傷寒論》把這些外感熱病統稱之為傷寒。這幾種可怕瘟疫的病原體分別是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瘧原蟲、天花病毒和漢坦病毒，既有細菌也有病毒和原蟲，而《傷寒論》把這些可怕的微生物籠統“黑箱”為風寒之邪。幾十種傳染病的病原、侵襲途徑、病理各異，但在張仲景看來卻很簡單：自然界之風之寒，吹拂於人體，其衣厚者無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

《傷寒論》把傳染病也即外感熱病歸納為六經病(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無論何種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經，入臟腑，每一步都經歷正邪交戰。比如張仲景認為：風寒之邪，侵襲肌表，首當其衝者為太陽經，這叫太陽病經證(又分為中風、傷寒、溫病三種);若邪在太陽經不解而內傳於膀胱或大腸，其所引起的病變叫太陽腑證(分蓄水和蓄血二證);外邪進一步內侵，入裡化熱，成陽明病等。這看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也是源於取類比象思維，彷彿攻城戰，從城牆，循巷道，達首府，擋得住則勝王，擋不住則敗寇。

中醫理論因為類比讓人一聽就覺得很好理解，它的迷惑性也在這裡，如果不站在現代醫學的高度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是很難批判中醫的。現代醫學有確鑿證據表明，不同的傳染病有不同的傳播傳入途徑，而不是遵循共同途徑;“外邪”(病原微生物)侵入人體後致病的機制也各不相同。

以腺鼠疫為例，人鼠間借蚤為媒介傳播鼠疫桿菌。其侵入面板或呼吸道後，首先在區域性繁殖，隨後迅速經淋巴管至區域性淋巴結繁殖，隨後大量繁殖的病菌及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敗血症和嚴重中毒症狀，脾、肝、肺、中樞神經系統等均可受累。再如霍亂，霍亂弧菌進入人體的唯一途徑是通過飲食由口腔經胃到小腸。經過胃時多數被胃酸殺死，少數通過胃酸屏障而進入小腸，粘附於小腸上皮細胞表面並繁殖，產生霍亂腸毒素。從而引起腸液的大量分泌，出現劇烈的腹瀉和反射性嘔吐。又如瘧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時，瘧原蟲子孢子隨蚊唾液直接進入人體血迴圈，約半小時即全部侵入肝細胞，在肝細胞內裂體增殖，然後脹破肝細胞逸出成千上萬的裂殖子進入血流並侵入紅細胞，再發育成雌雄配子體。

在現代醫學沒有揭示這些真相之前，也只好由得中醫們胡思亂想、隨意猜測。而現代中醫們面對事實卻往往辯解為不能用西醫的思維和標準來理解中醫。這其實根本不是什麼西方和東方的問題，而是真假和是非的問題。中醫的概念從經絡到臟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虛擬的，關於外感熱病的病理生理則全是想象臆測的，毫無事實根據。現代醫學則完全是實證的結果，每一條結論都有板上釘釘般的證據。如瘧原蟲鑽入紅細胞的過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鏡技術進行拍攝，可謂鐵證如山。現代醫學與中醫的可信度根本不可以相提並論

一種醫學，如果它對疾病的病因、傳播途徑、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測而得出，它會是可靠的嗎？基本理論不可靠，以其為根本依據進行的臨床“辨證”會可靠嗎？再以“辨證”為根據進行的“施治”會有效嗎？

四、辨證蒙治

《傷寒論》最偉大的“成就”(其實毋寧說是罪過)是確立了“辨證論治”的法則，並從外感熱病擴充套件到一切疾病，成為萬世不易的臨床診療綱領。這種法則撇開了疾病的本質，使得後世中醫不再費心費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是隻需沉浸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法則”裡，作純粹主觀的思辨玄想，使醫學淪落為算命術。張仲景罪莫大焉！

從歷史事實看，《傷寒論》出現後對中國瘟疫的防治並沒有起到任何實質影響。瘟疫依舊史不絕書，死亡依然觸目驚心。從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發生大疫238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慘烈程度尤勝於東漢末年，死亡在2000萬以上。從歷史記載中，我們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醫以神妙的醫術大大降低過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醫”以傳說中的“治未病”神術防止過瘟疫的發生。這種情況持續到現代醫學進入中國才發生根本改變。

1910年12月，東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39679人。時俄、日均以保護僑民為由，以兵要挾，欲獨攬防疫工作(對我中華上醫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決策(說不定是他們作出的唯一英明的決策)，派出純正西醫博士伍連德(劍橋出身)為全權總醫官主持東北防疫工作。伍連德時年31歲，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學。他深入疫區調查研究，追索流行過程，採取了加強鐵路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鼠疫患者屍體、建立醫院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連德的成功說明，在抗生素和疫苗發明之前，面對大爆發的傳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即使在今天，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假設沒有現代醫學，張仲景們對病人一個一個進行辨證再施治，就算治一個好一個，又到哪裡去找那麼多的能精確辨證的神醫？清代溫病學被奉為《傷寒論》的發揚光大，但是並無實質進步。如葉天士創立的以衛氣營血作為辨證論治綱領的理論，與張仲景的六經辨證一樣不知傳染源和傳播途徑。

古人想不到天地間還有一種看不見的“邪”叫做“微生物”，他們在病人身上用虛擬的經絡、營衛、三焦辨來證去，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瞎折騰而已。折騰出再多的學說、再多的學派、再博大精深，還是一錢不值。而現代中醫在科學證據面前仍然胡辨亂證，如果不是蓄意欺騙則只能視為愚昧至極。

難道說《傷寒論》就一無是處？“辨證施治”雖然對瘟疫的整體控制無能，對患者個體的治療難道也無效？

根據推測，張仲景時代主要的“傷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僅以此病為例進行如下分析。流行性出血熱臨床上表現為五期經過，即發熱期、低血壓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復期。但是並不必然經過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現輕微，彷彿直接進入多尿期;同在發熱期也表現各異，並不都表現出全身痠痛、頭痛、腰痛、眼眶痛。該病一個顯著的特徵是發熱消退，給人以疾病康復的假象，而接下來的才是真正的危險，如休克、腎衰竭、電解質紊亂、繼發消化道大出血、繼發感染等等。第二個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過，似乎危險已經消除，但實際上死亡多發生於隨後的多尿期。

《傷寒論》的辨證基本就侷限在發熱期，這可謂本末倒置。《傷寒論》對重要的生命徵象和指標無能顧及，卻孜孜不倦地窮究於是有汗還是無汗，是脈緩還是脈急。有汗而脈浮緩者屬太陽病中風的桂枝湯證;無汗而脈浮緊者，屬太陽病傷寒的麻黃湯證;無汗、脈緊而增煩燥者，又屬大青龍湯證等等。實際上這些看似不同的“證”，其本質上的原因都是由漢坦病毒感染導致的全身小血管和毛細血管的損傷，引起滲出、出血，造成各器官功能的異常。初期抗病毒治療可能有效，退不退熱，發不發汗，與疾病預後全不相干;後期則以生命支援技術為主，如少尿期的透析，消化道大出血時的止血和輸血技術，多尿期的電解質紊亂調整，重症時的生命監護等等才是治療的重要手段。

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質都是基於客觀事實的，疾病的病因和病理也是如此。雖然認識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不代表結果可以脫離事實。任何方法得出的結論必須迴歸事實，必須以事實來驗證是否正確。《傷寒論》採用了粗淺觀察和無限想象的方法，沒有認識到微生物與傳染病的關係，也從未表現出任何有效的防治作用。在《傷寒論》的誤導下，中醫理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由於不知道傳染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理，《傷寒論》的所謂“辨證施治”只能是“辨證蒙治”。 “辨證施治”的神奇效果和《本草綱目》中各種荒誕的“效驗如神”一樣，全是自說自話，迄今沒有一例能經過嚴苛的雙盲對照實驗的驗證，其療效永遠都只能停留在中醫支持者的嘴上。顯然，《傷寒論》只有醫學史的價值，沒有臨床實用價值。清人張志聰說“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傷寒論》)者不可以為醫。” 其後半句可以改為：不明《傷寒論》之謬者不可以為醫。而明知其謬卻仍以此為醫者則不可以為人。

總結：綜上所述，我想大家都該知道了“夾陰傷寒”是不存在的病，《傷寒論》毫無臨床價值，希望大家都能認清了。(作者：餘雲岫、純翔、棒棒醫生，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目的在於傳遞更多資訊，並不代表本站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請儘快與我們聯絡，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