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當了38年的山西土皇帝：軍閥“不倒翁”

從清末到歷史拐點的1949年，華夏大地上“城頭變幻大王旗”，各色軍閥、政客“你方唱罷我登場”，其統治大多很短命。在眾多短命軍閥中，就有這麼一位實力派，執掌山西38年，始終屹立不倒，大權從未旁落。其間雖然在中原大戰失敗後，有過短暫一段時間“下野”，但事實上山西的軍政大權仍然由其遙控。

他就是長袖善舞的閻錫山，是民國軍閥中唯一的“不倒翁”。那麼，閻錫山是如何當上山西土皇帝的呢？

1883年10月8日(清光緒九年九月初八)，閻錫山出生于山西省五臺縣河邊村(今屬定襄縣)一個以經商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歲入私塾，讀過《三字經》等啟蒙讀物與部分四書五經。14歲輟學，隨父閻書堂到五臺縣城內自家開設的吉慶長錢鋪學商，參與放債收息及金融投機。1900年在一次投機中慘敗，負債兩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債。金融投機雖然短暫，但卻為閻錫山後來進行政治活動積累了原始經驗。為了生計，閻錫山在太原做過清軍中的伙伕，當過店員，吃了不少苦頭。

1902年，在太原當店員的閻錫山，考上了山西武備學堂學軍。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先入東京振武學校，畢業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下，他於1905年加入同盟會和同盟會的軍事核心組織“鐵血丈夫團”，曾會見孫中山並參與制訂了同盟會的“南響北應”的戰略決策，即同盟會在“南部各省起義時，須在晉省遙應”。從此，閻錫山登上了政治舞臺。1906年，閻錫山從振武學校結業後入弘前步兵第31聯隊實習，次年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為第6期生。

1909年3月，26歲的閻錫山從日本畢業返國。他探知山西新軍第43混成協協統姚鴻法之父姚錫光在清政府陸軍部任左丞，回國時特意繞道北京謁見姚錫光，謊稱自己是留日歸國學生代表，施展出他阿諛奉承的伎倆，姚錫光於是寫信給其子姚鴻法，授意對閻錫山予以關照。這樣，閻錫山一回太原，便擔任了山西陸軍國小教官，三個月後升任監督。

其後，他又在太原的五大衙門大肆活動，晉見撫臺、藩臺、臬臺、學臺和道臺，拜訪諮局議長樑善濟等上官，並同樑善濟的門生邢殿元訂“金蘭之交”，以期得到樑善濟的青睞。果然樑善濟到處逢人說項，對閻錫山讚美有加。標統夏學津是山西巡撫丁寶銓的親信，閻錫山就設法與夏學津接近，經夏學津介紹成為丁的門生。這年10月，他又參加清政府陸軍部門舉行的留日歸國學生會試，考得陸軍步兵科舉人，被任為陸軍第86標(也稱第2標)教練官，相當於副標統，而標統正是夏學津。

當時清廷在山西駐軍為一個混成協，轄兩個步兵標(即八十五標和八十六標)、騎兵、炮兵各一個營，工兵、輜重兵各一隊，歸山西陸軍督練公所節制指揮，公所總辦就是曾任混成協協統的姚鴻法。第二年，由於丁寶銓和夏學津二人被參劾而離晉，閻錫山升為標統。

此時閻錫山一面與清廷權貴勾結，取得朝廷的信任;一面又以同盟會會員和“鐵血丈夫團”成員身份，成立了一個核心組織，培植親信，並結交不少革命黨人，把山西新軍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同盟會員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武昌起義爆發後，在太原的同盟會員密謀響應，但因新軍有槍無彈(當局害怕起義收走了子彈)，未能發難。10月28日，第八十五標奉命出發南下平亂，領到了子彈，閻錫山等同盟會員當即決定起義。29日晨，該標同盟會員楊彭齡、張煌等宣佈起義，公推管帶姚以價為起義軍總司令。起義軍攻入城內，殺死山西巡撫陸鍾琦，攻佔巡撫署，起義大獲全勝。

後來為人熟知的閻錫山之騎牆作風此時就露出端倪了。據閻錫山表侄張瑞生回憶：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義軍加入反滿復漢的辛亥革命。閻錫山在這一仗中帶著親信躲在樹叢中觀望——“如果起義成功，他跟進的部隊可以參與邀功;如果失敗，造反的責任可推到別人身上。”民國人士孟默聞回憶說：少年時代，同學間對腳踏兩隻船的人常用“你這閻錫山”戲稱。

在太原起義成功當天，閻錫山、溫壽泉、張樹幟等曾在閻錫山的標本部開會，提前醞釀山西都督人選。閻錫山主張選姚鴻法為大都督，理由是：一、姚鴻法原任第43混成協協統，是自己原來的直接長官，辦事較方便;二、如起義失敗，姚鴻法的父親任清庭陸軍部侍郎，事情好緩和。大家一致同意，並推溫壽泉與姚鴻法接洽，但姚鴻法堅辭不允。溫壽泉回報後，大家主張選閻錫山為大都督，閻錫山也有此意。

起義後的山西都督之選舉開始了。選舉大會由山西諮議局長樑善濟主持。選舉中，張樹幟發覺有選立憲派首領樑善濟的傾向，便立持手槍跳到主席臺上，將樑善濟擠到身後，大聲號召說：“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全體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致通過。粱善濟見勢不佳，從後門溜走。張樹幟又大聲號召說：“應當推選溫壽泉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過。這樣，閻錫山當上了山西大都督，年僅28歲。

張樹幟效犬馬之勞，閻錫山論功行賞，委任其為晉北鎮守使。張樹幟在任多年，貪汙腐化，搜刮民財，私開煤礦，可謂是官大財多未受艱險享福終身者。

當晚20時，閻錫山回到86標標部。85標3營管帶熊國斌前來拜見，一進門，就掏槍射擊。閻錫山迅速臥倒，躲過子彈。熊國斌是滿族人，忠於清廷。閻錫山的護兵吳體官開槍打中熊國斌腿部，奪下手槍，將其拖到營門外灰窯內活埋。熊部聞訊潰散，在市內放火搶劫。閻錫山、溫壽泉親率執法隊巡街，殺死亂兵100餘人，平息騷亂。

太原是繼武昌起義後，在全國響應起義的第三個省份，在北方是繼陝西起義後的第二個省份。以閻錫山為首的山西革命黨人在清廷對北方控制極嚴，又是在京畿之內的太原發動起義，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其中，閻錫山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參加辛亥革命是閻錫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頁。孫中山於1912年9月視察太原時曾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閻錫山任山西大都督以後，立即組織山西執政政府，委派各部負責人，釋出安民告示。他將部隊整編為四個標，設東、南、北三路總司令，另建一個前敵委員會。令一部扼守娘子關，把守要衝，又令一部攻打雁門、大同、臨汾、運城等地。同時一面派人前往北京與清庭聯絡通融，以期緩和局勢;一面派人到武昌聯絡義軍，爭取軍事援助，以防備清軍興兵討伐。果然，清庭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入晉，以圖鎮壓革命。

袁世凱的真面目，早為一部分革命黨人所認識，吳祿貞就是其中之一。閻錫山在吳祿貞的勸說下，與吳祿貞共組了“燕晉革命聯軍”，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和張紹為副。兩軍相聯，公然打出反清旗號，出兵石家莊，一時在北方造成強大的革命聲勢。並決定會師北京，推翻清朝。

此時正在湖北指揮清兵與革命軍作戰的新任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聞此訊，氣急敗壞，對二人恨之入骨，以重金收買吳的舊部周符麟將吳刺殺。聯軍一時群龍無首，立即瓦解，不久，閻錫山則率部撤回娘子關。不久袁世凱回京後派兵進攻山西，娘子關失守，閻錫山率部撤出太原，一路攻入包頭。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之位。閻錫山見大勢已定，便率部返晉。誰知袁世凱仍記前嫌，說他在清軍進攻山西時棄城出走，不承認山西是起義省份，電令其部隊不準擅自行動。

閻錫山又開始了他最擅長的鑽營活動，他找到和袁世凱拜過把子的定襄縣董崇仁，邀其隨員入京星夜拜見袁世凱，表達自己竭誠擁護袁世凱之意;同時派人到上海找孫中山求援。經兩方面的努力，袁世凱才同意閻錫山為革命黨人，並任其為山西都督。閻錫山才得以重返太原，從此成為山西王。

當時，山西的新舊兩派傾軋較烈，閻錫山玩弄兩面三刀，對同盟會則擁護共和，對袁世凱則支援立憲。同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閻錫山被選為參議，可是他表面上應付孫中山，暗地裡向袁世凱周圍的親信行賄，還不惜將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往北京長住，表示向袁世凱送押了人質，以取得袁世凱對他的信任，並鞏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

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把各省由原同盟會會員任都督的人大都撤換了，只留下山西的閻錫山和雲南省的唐繼堯未動。同年10月，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民黨，閻錫山馬上執行，三個月內將山西全省的國民黨黨部一律解散了，自己也宣告脫離國民黨，並聽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長)肆意打擊、迫害以至殺害同盟會員。

第二年夏，袁世凱改各省的都督為將軍，閻錫山被任為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從此他完全投靠了袁世凱，殘酷鎮壓革命黨人，並在全省軍政機關中安排自己的同鄉和親信，以鞏固自己的統治。

袁世凱的稱帝心理此時無限膨脹，一時各省勸進之風瀰漫，閻錫山爭先請願，三次致電北平，說什麼“誠以中國之情，決不宜沿用共和制度”，“今日改定君主國體，正全國人民希望誕登彼岸之機會，其關係中國前途治安更巨且大。我大總統為4萬萬人所託命，以大有為之才，乘大有為之勢，毅然以救國救民自任，無所用其謙讓。”並指示山西商務總會和各處票號，假借山西公民等名義分電請願，早廢共和，而立君主。果然袁世凱稱帝后封閻錫山為一等侯。

袁世凱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成立護國軍，釋出討袁檄文，向北京進軍之時，閻錫山仍站在袁世凱一邊，致電北京國務院，聲稱“滇黔等省竟以少數地方二三首領擅立政府，私舉總統，實屬破壞大局，不顧國家”。當袁就護國軍反對帝制徵詢各地大員意見時，閻指斥唐繼堯等為“不忠不義不仁不智”之徒，懇請皇帝“褫革唐繼堯、任可澄、蔡鍔等官職榮典，宣示罪狀”。1916年3月，當袁被迫撤銷帝制後，閻猶通電要求滇黔諸君“痛加悛悔”，否則他將把護國軍將領“視為公敵，與眾共棄，願效前驅，以伸撻伐”。

閻錫山擁戴袁世凱稱帝，可謂不遺餘力。後來他竟然說，這乃是根據孫中山的指示，為了儲存北方革命力量而採取的措施。

不料袁世凱稱帝后引起全國一片討伐聲，83天的皇帝夢很快就被粉碎了，袁世凱在驚恐中一命嗚呼。這時閻錫山又開始其殘酷的排斥異己的活動：逼迫曾一同革命過的旅長黃國良交出軍權，離開山西;撤掉原來曾為他在袁世凱前大力周旋的董崇仁的晉南鎮守使之職;又逼迫早年他棄城而逃遠走包頭時，為他出過大力的孔庚交出晉北鎮守使之職。同時將旅長以下的軍官均換成自己的親信。此外，他又策劃奪取山西省行政大權，趕走了前後兩任省長，自己以護理(即代理)名義擅刻印信，兼任了山西省省長。

這時已是1917年的9月了。當時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由段祺瑞任總理，他是北洋軍閥中的核心人物，實權在握。閻錫山立刻遣員入京活動，並拜段祺瑞為師。當時北京政府內部分裂加劇，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矛盾日益加深，閻錫山第一個擁戴段反對國會。不久段祺瑞的總理被撤，他又緊隨安徽省長倪嗣沖，宣佈脫離北京政府。張勳搞復辟帶兵入京，他又和段祺瑞一起聲討張勳。

1917年9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戰爭爆發，閻錫山按段祺瑞的旨意，派旅長商震率部赴湖南參戰，反對護法戰爭，不料全軍覆沒。自此他接受教訓，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標榜“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這樣，他把力量集中用於本省的經營治理上，提倡以軍國主義為內容的“用民政治”。他說：“無論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國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圖強。”“政府政策是軍國政策，人民教育是軍國教育，社會組織是軍國組織。”這是他“用民政治”的思想基礎，其內容則為推行六政三事：六政者，水利、種樹、蠶桑、禁菸、天足、剪髮(男人剪辮子);三事者，種棉、造林、畜牧。在行政區劃的管理上，他借用日本的“村本政治”，建立了行政網，編定村制，五戶為鄰，有鄰長，二十五戶為閭，設有閭長，選舉地主豪紳為村長和村副，成立保衛團對青年進行軍事訓練。

閻錫山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主觀上是加強了對人民的統治，客觀上對山西省的經濟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又由於山西所處的地理位置關係，使其擺脫了南北之爭，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景象。加上他大力宣傳，以金錢名位拉攏名流和政客為他吹噓，北洋政府遂授予山西“模範省”稱號。

1924年，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和奉系軍閥雙方先後都派人和閻錫山聯絡，爭取支援。閻錫山見此場戰爭前途未卜，便藉口力量薄弱，保持中立，並派人入京探查訊息。不久，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和吳佩孚大勢已去，政局瞭然，他即刻聯合馮玉祥，擁護段祺瑞出山。兩年後，直奉軍閥聯合發起反對馮玉祥的戰爭，閻錫山又藉機擴張勢力，一面拉攏馮玉祥，一面應付吳佩孚，最後又公開與張作霖、吳佩孚合作，夾擊馮玉祥，使馮玉祥部敗北，退守西北地區。閻錫山乘機將地盤擴大到綏遠，收編了馮軍諸部，部隊擴充為十七個師又八個炮兵團，並改名為晉綏軍。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不久，閻錫山曾派兵支援劉鎮華圍攻西安的楊虎城，而對全國戰局持觀察態度，不輕易出兵。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他應邀派代表趙丕廉去武漢研討北伐事宜。趙丕廉到武漢後轉至南昌與蔣介石會面，蔣說閻是老前輩，又是丈夫團裡的人，盼他能早日舉事。國民軍委會並授予閻錫山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以促其出兵。但當趙丕廉返晉向閻錫山詳述後，他仍不表明態度，也不就任總司令一職。

1927年6月，老謀深算的閻錫山才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提議的名義，自任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始懸掛青天白日旗。此舉使張作霖十分不滿，派員來晉與閻好言相勸，要其與張合作，並以軍政府副元帥相許，閻錫山未允。

不久，蔣介石便遭遇了其統帥生涯的第一次下野。蔣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發動針對共產黨人的“清黨運動”，掌握了國民黨的控制權。但僅僅4個月過後，他便受到來自三方的巨大壓力――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中的原國民黨左派勢力，擁有數十萬軍隊的馮玉祥，蔣的得力部下何應欽。分裂的國民黨南京、武漢兩派如果要統一，首要前提就是蔣介石下野。

8月13日，蔣介石發表《告中央各執監委員書》說：“本年七八月間，察知一般軍人多不能認識黨，不願尊重黨……中正以為情勢至此，若再戀戰，即非黨所任命之總司令，而將成武力之傀儡。中正決不願如此，故決然引退。”同日，蔣介石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宣佈“下野”。蔣旋即取道寧波回奉化老家。

此次下野為期4個多月。其間，蔣介石前往日本爭取日本朝野各方勢力對他的支援;他還與宋美齡結婚，為日後復出並確立統治地位奠定基礎。於是，1927年底，當他與宋美齡在上海隆重舉行婚禮時，他重返權力中心之旅也就開始了。

在此期間，張作霖派人來以檢查部隊為名，前往山西佈置軍事，此時閻錫山覺察到此棋是針對自己來的，於是公開與張作霖決裂，通電聲討張作霖，並兵分兩路，分別沿京漢線、京綏線攻擊奉軍，意圖從南北兩側襲擊北京。剛開始，他的部隊迅速佔領了石家莊和新樂，後來卻在戰爭中連連失利，被迫兵退山西，據固關、娘子關和雁門關死守。張作霖一時怒氣沖天，調集幾十萬對人馬山西大舉進攻，但關塞險惡，久攻不克，部隊傷亡慘重，最後也只好退出關外。

此時馮玉祥部隊也受到奉軍的威脅，閻錫山於是和馮玉祥聯名請求下野後的蔣介石重新出山，主持北伐戰爭，共同對付張作霖。

蔣介石下野未及半年，於1928年初復出後，以繼續北伐統一全國為目標，看到雄踞山西的閻錫山有舉足輕重之勢，乃竭力拉攏：1928年 2 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閻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3月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太原政治分會主席，3月9日國民政府又任命閻為山西省政府主席。當月，蔣介石統率北伐軍對奉軍展開全面進攻，第三集團軍轉守為攻，收復大同，佔領保定，並向京津進軍。此時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人多勢眾，蔣故意拉閻抑馮，於6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任命閻為京津(後稱平津)衛戍總司令，並讓第三集團軍部隊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

至此，閻錫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兩特別市的軍政大權。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內政部長(由趙戴文代理)。閻錫山從此與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齊名，成為雄踞華北的軍閥。

對於閻錫山當年對山西的貢獻，中外輿論還是給予好評的。如1930年的《時代》就曾這樣評價他：“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