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的完美樣本喬致庸：儒學與商業完美融合

喬致庸其人

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店員。十餘年後喬貴發和秦姓同鄉開了一個小字號廣盛公。後來生意不景氣，廣盛公面臨破產。但廣盛公的許多生意夥伴認為廣盛公東家為人處世不錯，不忍看他們破產，相約三年後再來收欠賬。三年後，喬貴發不但還清欠款，生意還重新復興，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這已經是嘉慶年間的事了。這個故事似乎已經奠定了喬家經商重誠信的基礎。而將家族生意乃至票號生意發揚光大的，正是喬貴發的孫子，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致庸。

一介儒生被迫接手家族生意

喬致庸出生於1818年，去世於1907年，活了89歲。在整個喬家前幾代人中，喬致庸是最長壽的一個。”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

從明代山西人以經商為榮的風氣就開始形成。在50年代搞過一個調查，祁縣當時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經商史。當時祁縣人口在10萬多一點，按這個推算，當時祁縣就有兩萬多人在外經商。

祁縣喬家堡的喬致庸雖然生活在這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卻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養大，極受大哥關愛。由於大哥對他照顧有加卻沒有一般做父親的嚴厲，喬致庸的生活可以說過得很自在，年輕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閒的人，他對當官其實也沒什麼興趣。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盪、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商旅路途的艱苦和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

100多年前的“銀聯"理想

在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這樣幾個資料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學說，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裡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

儒學與商業完美融合的一個標本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記述了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朱秀海說：“‘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在山西喬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麵，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臺，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裡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生意發揚光大，復字號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

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櫃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櫃閻維藩說，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櫃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后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裡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書香門第秀才親筆傳家訓

喬氏家族，從喬致庸開始，已是名副其實的儒商，他本身儒學功深，也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商事籌劃之餘，常染翰抒情，興致足時，親自撰聯，展紙揮毫。昔日的世族大家，庭院的文化氛圍很濃，遊廊刻石，楹柱懸聯，庭堂掛匾，壁陳字畫，已成雅俗。楹聯大都以硬木刻制，有的還作一些魚骨、美玉、花石等高階的鑲嵌裝飾，或刻名人書法，或大院主人自書，真草隸篆，各得所宜。書寫內容或名人集句，或處世格言，或主人自撰，既是儒雅風韻的一大景觀，又是內涵豐富的家聲寄託，煞是中華文明在晉商大院的燦然亮點。喬致庸為了教示子孫，曾親自撰寫四副聯語：

銘先租大恩大德，恆以禮義傳家風;

訓後輩務實務本，但留清白在人間。

受蔭祖先須善言善行善德，

造福子孫在勤學勤儉勤勞。

居家莫享清福，淡飯粗茶有真味;

處事須知艱難，臨深履薄是常情。

惜衣惜食不但惜財尤惜福，

求名求利要求自己莫求人。

最後一幅曾略作修改，刻制懸掛於內宅門上。即：

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

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

這四副聯語實際上就是喬致庸掌門時的家訓，其主旨有四：一、要不忘祖訓，奮發向上;二、要持盈保泰，視有若虛;三、要臨深履薄，勤儉用度;四、要勤學上進，禮義傳家。喬致庸接過祖上的衣缽，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喬氏家族蒸蒸日上的發展。他深知，只有治家謹嚴，才能光前裕後。據傳，這四幅聯語，喬致庸曾親自書寫成條幅，請人裝裱在四扇屏風上，以使子孫們出入必睹，銘心不忘。可惜世易時移，這些墨跡都無緣得見了。所幸現時喬家大院編選付印的《匾額楹聯集錦》中，收有一副喬致庸書寫的聯語，內容是：

具大神通皆濟世

是真法力總回春

署“光緒壬辰嘉平月弟子喬致庸薰沐敬書”。

據其聯語內容，所頌“神通”和“法力”都能達到“濟世”與“回春”的境界，落款且稱“弟子”，且又是虔誠地“薰沐敬書”，依此推斷，當是為某佛寺藥師殿敬獻的對聯。

聯語的楷書，運筆有魯公之厚重，石庵之圓腴，結體緊密，柔中見勁，容雍端莊，儼然富家翁面貌，可謂與“亮財主”其人如一了。

1907年，89歲的喬致庸去世。從一介儒生到晉商翹楚，一生歷經嘉靖、道光、咸豐、同治、光緒5個朝代，喬致庸的人生濃縮著山西商人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