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末代皇帝溥儀不為人知的14年隱祕戰俘生活

1945年8月11日晚，溥儀在偽滿洲國皇宮的日子走到了盡頭，這座曾經讓溥儀寄託了恢復大清基業無限幻想的偽皇宮，也在兵荒馬亂之中，成為一片廢墟。此後的末代皇帝在蘇聯赤塔和中國撫順的戰犯管理所裡經歷著人生的重大轉變。1959年12月底，經歷與李玉琴婚變兩年之後，他撕下衣服胸口的981編號，走出了撫順戰犯管理所。40年前的1967年10月17日，溥儀病逝於與北京。

綏芬河火車站的絕密行動

1950年8月3日，凌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中蘇邊界，綏芬河火車站。

濃霧籠罩著山城，百姓還在沉睡，邊境一片寂靜。凌晨四點，21歲的東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幹事程遠行在夜色中匆匆來到綏芬河火車站。

“車站很小，很嚴肅；沒有老百姓，很肅靜。”在距離那個清晨57年之後，83歲的程遠行對半個世紀前那天濃濃晨霧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表情、每一絲動靜，依然記憶如新，“但是作為市裡頭，是處於一級戰備。一旦發生情況的話，我們的人私下都已經作好準備。說穿了就是都早已埋伏好了。兩邊都有軍隊。如果是要鬧事，一個都跑不了！一級戰備！”

程遠行是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之命，到綏芬河火車站執行一項絕密任務。今天，這裡將迎來一輛絕密的國際專列。

凌晨6點整，從遠處蘇聯方向傳來的火車聲打破邊境的沉寂。專列在濃濃的晨霧中駛入了車站。車門開啟，一隊荷槍實彈的蘇聯軍人迅速排開。

“他是第一個下來的，我一下就認出來了，”當時在場的護士趙毓英回憶道，“高高的個子，有一米七多；40多歲，戴個黑邊眼鏡，他在偽滿的時候也戴個黑邊眼鏡；長臉，穿一件可能是黑色的西裝，手拎個皮包。”

1959年大赦前，溥儀、溥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勞動改造

“沒有黃袍玉帶，也沒有穿日本的服裝，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下來了。當時好像感覺，這是皇上嗎？皇上是什麼樣？皇上應該是九鼎至尊，龍姿龍態，總是擺起那個架子來，至少是威風凜凜吧。沒有。很奇怪，好像這是一介草民。”

程遠行第一眼看見他，覺得對方有點驚恐：“當時我看他的表情，看出來心情不是特別穩定、忐忑不安，甚至是非常的驚恐，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要把他怎麼的。”

這個神色驚恐的中年男子正是溥儀。愛新覺羅·溥儀，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帝王，14年“滿洲國”的偽皇帝，在蘇聯經過五年的戰犯生涯之後，再一次踏上了他曾經的“天朝王土”。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經中蘇雙方多次協商，商定將1945年被蘇軍俘虜的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引渡回國，時間地點確定在1950年8月3日的綏芬河車站。

21歲的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趙毓英也接到了上級的祕密指令來到綏芬河車站。這卻並非是她第一次面對這個“皇帝”。1938年，時年33歲、身為“滿洲國”皇帝的溥儀到瀋陽視察。年幼的趙毓英就在當局組織的學生歡迎隊伍之中。那時的溥儀給她留下的完全是另一幅印象。

“早上上學，頭一件事就是讓大家到禮堂集合，念詔書。紅布黃布一層一層包，拿出來，中國校長念一遍，日本校長再念一遍，大夥就行宮廷禮，低頭聽著。”

“我們那陣就覺得他是皇上，是最高統治者，他是頭頭，就應該尊重。小時候看到的畫像，穿馬靴，戴軍槓、掛綬帶，非常威嚴、非常漂亮，那樣的照片隨處都可以看到。”

而在1950年8月3日的這個霧色籠罩的清晨，溥儀卻迎來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為絕望一天。

“不能愧對列祖列宗”

1935年4月7日，清晨，日本橫濱港。

當留學日本多年的愛新覺羅·溥傑看到他久未謀面的大哥時，覺得大哥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英姿勃發。

岸上禮炮齊鳴、人頭攢動，天空中一百多架飛機編隊飛過。裕仁天皇親自迎接，沿途“滿洲國”派日的留學人員和駐日工作人員更是狂喜，夾道歡迎，場面氣氛熱烈。

在這個同樣霧色籠罩的清晨，溥儀迎來了他人生中最為得意的一天。這天，29歲的愛新覺羅·溥儀以“滿洲國”皇帝的身份開始了他的首次訪日之行。此情此景，溥儀難掩興奮，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禮遇”，對“友邦”心生感激，提筆寫下：海平如鏡，萬里遠航。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第二次宣佈退位的溥儀不甘心將大清列祖列宗傳下來的三百年社稷江山毀在自己手中，一心等待著機會東山再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中國的東北三省淪陷，急於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以協助統治的日本關東軍與溥儀一拍即合。1934年3月1日，在日本關東軍的導演下，溥儀在偽滿洲國“稱帝”，“定都”長春，改為“新京”、年號“大同”，這是年僅28歲的溥儀第三次稱帝。

儘管不情願地身穿著日本關東軍陸海軍大元帥制服、而並非象徵著清朝皇位的皇帝袍褂，但此時的溥儀仍然幻想著借用日本的軍力，幫他恢復大清的社稷江山。“不能愧對列祖列宗”是他此刻唯一的想法。

溥儀的生父醇親王和22歲的弟弟愛新覺羅·溥任一同北上看望剛剛登基的“滿洲國”皇帝溥儀。

“我父親就不贊成(他稱帝)，就帶著我去看了他一下。”如今已經94歲的愛新覺羅·溥任先生回憶道，“溥儀還挺得意，我記得他在那兒說，明年這時候，咱們就不在這兒了，就到北京的宮裡頭去見。”

然而，溥儀終究也沒有能夠實現“到北京的宮裡頭去見”，而他的父親醇親王則再也沒能見到他。

被俘

1945年，8月9日，早晨。“滿洲國”“首都”新京，偽皇宮。

侄子愛新覺羅·毓嶦剛走到“同德殿”門口，就看見溥儀拉著福貴人，慌慌張張鑽進了殿前的防空地下室。毓嶦還感到奇怪，突然聽到城裡響起了刺耳的空襲警笛聲，南邊遠遠的地方火光一閃，接著傳來了不大的爆炸聲。他向南張望，聽到頭上螺旋槳聲撲撲拉拉地向北而去。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紅軍對日宣戰，發動代號為“八月風暴”的軍事行動，宣佈出兵中國東北。

8月9日下午2時，日本關東軍高參吉岡安直來到溥儀的辦公室，一反往日盛氣凌人的常態，消沉地告訴溥儀，幾千輛蘇軍坦克已經越過“國境”，預計次日即將到達“首都”新京附近。時間緊迫，要求溥儀立刻撤退。關東軍打算帶著他據守通化，走之前還撂下一句“要做好戰敗自殺的準備”。

“溥儀的作息時間表全亂了，”毓嶦說，“我見他一清早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內廷裡東一頭、西一頭，漫無目的地看這看那。”

整個偽皇宮都開始緊張地為逃亡收拾行裝，而溥儀更是成了驚弓之鳥。他有一本每天做功課搖卦用的《諸葛神課》，在裝箱時不小心被紅藥水染紅了一角。溥儀認定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紅色是流血的象徵。他因此大為煩惱，認為是不吉之兆。然而，此刻溥儀認定的血光之災，卻不是大兵壓境的蘇聯軍隊，而是與他朝夕相處的日本關東軍。他害怕日本人在倒臺之前的最後的一夜，會把他殺掉滅口。

1945年8月11日晚，溥儀在偽滿洲國皇宮的日子走到了盡頭，這座讓溥儀曾經寄託了恢復大清基業無限幻想的偽皇宮，也在兵荒馬亂之中，成為了一片廢墟。溥儀等一行人從火車東站上車了，火車裝載著偽滿洲國最高統治集團一路疾行，經吉林、梅河口奔向通化。預備在通化大栗子溝暫避，再作打算。

“連一頓正經的飯也吃不上了，別說他當皇帝的時候正餐起碼要48道菜，現在是一道不到了，”毓嶦回憶說，“只有特殊給他呢，做了一頓面片兒吃，實際就是糊塗湯。而且做片湯也沒擀麵杖，只有隨便找了個空酒瓶子擀的面，其他的人還吃不到。”

逃亡的第5天，心神不寧的溥儀終於從廣播中得到了不願意聽到的訊息。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正式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這讓溥儀大為驚慌。“他害怕日本人說他現在沒用了，對他下手、下毒手。”毓嶦回憶說，“過去是叫什麼‘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怕完了日本把你消滅，特別害怕這個。”

聽聞戰敗訊息，溥儀馬上站起身來，當著眾多日本人的面，衝著東方跪下，一邊磕頭，一邊自頰其面，唸唸有詞喊道：“我對不起天皇，我滿洲國沒能幫助你太平洋聖戰，事已至此，這是我的罪孽，我滿洲國沒幫上。”

當天晚上，溥儀頒佈《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第三次宣佈“退位”。第二天，溥儀帶著弟弟溥傑、侄子毓嵣、毓喦、毓嶦等人組成九人“亡命團”，打算乘坐小飛機到瀋陽後，換乘大飛機逃亡日本，而將婉容、福貴人等人拋棄在大栗子溝。

8月16日中午，溥儀等人正在瀋陽機場休息室裡，忽然聽到一陣震耳的飛機馬達聲。往外張望，見幾架蘇軍飛機降落，一隊隊手持衝鋒槍的蘇聯士兵走了下來。不一會兒，機場上到處是蘇聯軍人。

當天，蘇聯紅軍宣佈，在瀋陽機場俘虜了“滿洲國”皇帝溥儀。

溥儀在瀋陽被蘇軍俘虜一事，一直以來有諸多猜測。在若干年後，溥儀回想當初的瀋陽機場的一幕，懷疑他的被俘絕非偶然，而是已經宣佈戰敗的日本關東軍與蘇聯紅軍達成的祕密交易。而對於當時的溥儀來說，他考慮的唯一問題就是活下去。他幻想著也許留在蘇聯是他逃離日本人的最後機會。

隨後，蘇軍飛機押送著溥儀，飛行了5個小時之後在蘇聯境內降落，此時已經夜幕降臨。

“到了晚上天都黑了飛機才落下來，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九人亡命團中目前唯一健在的毓嶦回憶說，“渴了，沒有水啊，那時候溥儀喝的也不知道是自來水，還是地上打的水。他喝得還特別香；坐在飛機上吃那黑麵包，蘇聯做的黑麵包，黑糊糊的；哪有什麼菜啊，美國罐頭，美國罐頭豬油。這一抹豬油，這抹一塊黑麵包，這倆抹一塊吃下去。我說這是此一時彼一時，想當初喝香片，現在喝涼水，吃的黑麵包、豬油。”

由於語言不通，此時溥儀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突然，一行人被黑暗中一個陌生的中國人聲音嚇得大驚失色。

“下了車，旁邊有個軍人說用中國話問，有人要解手嗎。溥儀一聽中國人說話，魂飛魄散，以為自己被交給八路軍。其實哪有八路軍，那個人是一個華裔的蘇聯軍官，會說中國話而已。”

驚魂未定的溥儀以為自己死期已至，在黑暗中靜靜地等待著對自己命運的宣判。

“彩雲秋後治”

1945年8月21日，早晨，蘇聯赤塔。

“滿洲國”總理大臣張景惠今天見到他的這位“老朋友”時，不知道該如何開口，索性一句話也沒有說。

在長春被蘇軍逮捕時，蘇聯人問張景惠，是不是很久沒有見到你們的皇帝啦？想他嗎？沒關係，很快你們就可以見到他啦。很快張景惠與各部大臣等若干高階官員被押送到了這個收容所。皇帝、大臣，“滿洲國”的最高統治集團，竟然在蘇聯的異國他鄉再次聚首，這有些荒誕不經的一幕彷彿是歷史跟他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只是如今，早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君君臣臣”。甚至更多了一些冷漠，曾經的“王侯將相”，如今也是各懷心事。

“下邊偽滿的大臣根本不跟溥儀見面，見到溥儀我叫你什麼，你叫我什麼？我還叫你皇帝陛下？現在都不是，現在咱們都是俘虜，誰叫誰去！”毓嶦回憶說，“張景惠拿木頭做了麻將，和軍部大臣、教育大臣和農業大臣四個人湊一桌，天天打麻將；日本人就愛打撲克牌、下圍棋；王之佑(偽滿官員)會說書，現編現講，一天講那麼個二三十分鐘給大夥聽聽，今天大破什麼鎮，明兒講大獲什麼島。愛幹什麼幹什麼，沒人管。”

與偽滿大臣的冷漠不一樣，侄子毓嶦和皇室家族的其他族人們對這位同為“戰俘”的溥儀依然尊敬有加，“我們這幾個人伺候他，小奴才，死心塌地的。他吃飯，我們上食堂去，把這飯拿個盤給端回來，端到屋裡邊，他一個人單吃；喝水，我們拿壺給他開啟水；衣服給他洗，鋪鋪床、疊疊被，也還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

末代皇帝在紅色的蘇聯並未受到太多的刁難。相反蘇聯方面還在衣、食、住、勞動方面給予了溥儀優待。他們特意為溥儀安排了單間居住，甚至還配備了傭人幫助溥儀料理起居。蘇聯人在溥儀的住處裡擺放了不少紅色書籍供溥儀“學習”。斯大林、列寧，對於這些陌生的名字溥儀沒有一點興趣。他的侄子毓嶦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儀白了一眼。

“什麼斯大林、列寧，哪知道啊？那會看到書才慢慢知道，瞧見挺新鮮的，沒接觸過，”毓嶦回憶說，“我想瞧瞧列寧長什麼模樣、斯大林是怎麼回事，就翻翻書。溥儀看到我翻書，一臉不高興，還念呢，學共產主義黨，學共產黨的書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儀的特權甚至延伸到了馬列主義思想和聯共黨史的學習課堂上。幾個侄子為他單獨放了一個大一些的椅子，讓他坐得更舒服一些，還要沏上茶；領頭讀報、讀書的人還得首先向他報告，他點了頭，才可以開始學習。

熬過了每天例行的學習，算卦可以說是溥儀的一點可憐的精神生活。“他在屋裡頭算卦，我們在門口得看著，放哨。”毓嶦回憶說，“跪在床上算卦，拿著銅錢，嘩啦嘩啦在那搖晃。蘇聯兵來了，他就把錢收起來在那坐著，假裝沒事。蘇聯兵一看沒事，走了。他就接著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不得上吉之卦，決不罷休”。這點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當日有效，因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來，而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經破滅了。

溥儀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國內局勢的發展。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溥儀越發感覺到自己未來的處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寫著‘彩雲秋後治’”，毓嶦回憶說，“這秋後的話，不可能有什麼好訊息。他就整天淨琢磨這些個。”

這天，溥儀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給斯大林上書，要求留在蘇聯。

“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1946年8月16日，早晨，東京，遠東軍事法庭。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看到溥儀的時候，溥儀情緒激動，拉著他的手失聲痛哭，管他叫“同志”，這讓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憶說：“我記得頭一次我去看他的時候，他看見我好像顧慮重重，因為他知道我是中國人，他擔心中國是不是要審判他。”向哲浚告訴溥儀，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國末代皇帝將在國際軍事法庭中出庭作證，這在審判史上是空前的，這也是末代皇帝溥儀沉寂五年後首次回到公眾的視野。溥儀的出庭引發了全世界媒體史無前例的關注。日本的《朝日新聞》把溥儀的出庭說成是東京審判中“一個劃時代的日子”。這天的法庭也顯得極為擁擠，記者席上早已坐滿了各種膚色的手持攝影機和記錄本的記者；連臺階上邊的旁聽席也擁擠不堪。

上午11點25分，法官傳證人到庭，整個法庭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這位新證人。溥儀身穿一套淺藍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因為沒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滿頭厚厚的頭髮，其中有一綹垂在寬闊的前額上。通常護送證人的都是一個憲兵，但溥儀出庭始終有兩個美國憲兵和一個蘇聯軍官站在他的身後。

“我1906年出生於北京，名叫溥儀。依滿洲習慣在名字之前另加愛新覺羅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在法庭宣誓之後，溥儀開始用稍微有點嘎聲的北京話，回答季南檢察長的親自訊問。

他管孫中山叫“偉大的人物”，用“腐敗”形容清政府，說中國革命是“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時報紙上的奇特新聞。

“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當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與此同時我便退了位。”從一個末代皇帝口中說出這樣的話，也許真的是在蘇聯“學習”的成果。

出庭之前，控方的律師告訴溥儀，這八天的時間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防被告律師設定的陷阱，盡全部可能證明自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傀儡皇帝。照他理解，自己傀儡程度越高，自己需要承擔的戰爭責任就越低，但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溥儀預料的那麼順利。

專研溥儀的學者王慶祥在分析溥儀當時的心理時認為：“剛開始時，他也是很激動的，他也揭露了一些問題。但是後來呢，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都出來指責溥儀，就講溥儀本人也有責任，在這個問題上你有責任，在那個問題上你也有責任。這就讓溥儀真的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想推推託不掉，想承認，害怕自己今後受到嚴厲的懲處，所以他這幾天真的是很不好受。”

“溥儀這才意識到，東京這個審判雖然沒有針對著自己，自己呢，沒有站到那個被告席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會站到另外一個被告席上，他的罪行會被清算；而那些罪行呢，又是和現在的這些日本戰犯的罪行，連在一起的，關聯在一起的，如果現在揭發了他們，那麼以後也會成為自己的罪證。”

開庭的第八天，溥儀在結束作證前提出一個爆炸性的建議，他主動提出第二天可以講一講日本天皇，畢竟溥儀兩次訪日的期間都與日本天皇有過密切的接觸和密談。

當晚正當溥儀為第二天的作證做準備時，突然接到了法庭的通知，告知他的作證已經結束，他可以返回蘇聯。

981號犯人

1950年8月5日早晨，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

管教黃國城將一套新的囚服遞給溥儀的時候，覺得溥儀有些情緒。

“對這衣服他有想法，他總覺得這個衣服好像壽衣、死人衣裳，穿上這衣裳就完了，”黃國城回憶道。

撫順戰犯管理所位於撫順市內渾河北岸。1936年日本人修建時稱之為“撫順典獄”，1950年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改為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包括日、偽、蔣戰犯在內的戰犯982人。溥儀從蘇聯引渡回國後，正是被關押在這裡。

溥儀拿到自己的囚服時，看見囚服的胸前繡著編號“981”。從此這成為了他在這裡的名字。

溥儀一生有過多種稱謂：1908年他三歲登基的時候，老北京都管他叫“小皇上”；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他又成為“康德皇帝”；1945年到了蘇聯後，迫於時局，身邊的人改口稱他為“上面”或者“溥大爺”。這些稱呼溥儀都聽著不順耳，反而這個“981”倒讓他覺得免去一分尷尬。

“一開始，我覺得很奇怪，溥儀怎麼長得這麼個樣。”黃國城回憶道，“以前的照片，那是相當威武的，沒想到這小子這麼個德性，也不怎麼的。戴個近視眼鏡，和正常人也沒啥區別，說話完全是北京口音，生活非常糟。啥也不是、什麼也不會，就這麼個玩意兒。”

更大的尷尬接踵而來。戰犯所為了更好地鍛鍊溥儀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將他與家族的小圈子分開關押。失去了陪伴在身邊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儀連最基本的生活也無法保障。

“挺遭罪的，”當時的護士長趙毓英對溥儀有幾分同情，“他也沒法，他的家人都與他分開了，現在與他同屋裡的人沒有義務幫著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鐘點該疊被的時候，大家很快把被整理好，像軍隊那樣的。他被子疊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會洗，所以這個階段他根本就沒洗過衣服。想求人家他也開不了口；洗衣服，弄個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來，就挺遭罪的。他就像個小孩子一樣。”

“有一次，賀龍來管理所視察，”管教羅鳳臣回憶說，“他提出要見見溥儀，那天正好我值班，拿傳票到號把他提出來了，我說溥儀你出來一趟，結果他忙活了半天，出來一看衣服不對扣、斜的，鞋帶都不會系，褲子也是皺巴巴的。就這樣見首長了。”

“戰犯所組織勞動糊紙盒子。溥儀糊紙盒子笨死了，這紙盒子糊出來，哪個盒子最次、最難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羅鳳臣說。

一些小的“計謀”倒是可以解決最直接的困擾。

——洗澡。溥儀不願意和其他人在一起洗澡，怕別人埋汰。輪到他的監號洗澡的時候，溥儀第一個衝出來，跳進浴池趕緊洗。趕到別人下水前，他已經洗完出來了，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倒馬桶。每個監舍都會安排值日生，輪流打掃衛生，倒馬桶、掃地等等。溥儀一聽說要倒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長注意到了溥儀的情況，發話說值日的事情溥儀就免了吧。溥儀才長吁一口氣，就像大赦了他一樣。

“沒有精神”是管教羅鳳臣回憶時對溥儀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盪晃盪，跟個傻子似的。不像電影電視裡演的那樣，做皇上的時候那麼精神，”羅鳳臣回憶道，“其實當皇上的時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麼精神。他非常孤立，原來大夥都圍繞他，現在都不理他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屬也不是下屬、侄也不是侄，就他一個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個階段的溥儀是非常苦惱的。”

被嘲笑、受歧視、被孤立、碰釘子，這是40歲的溥儀從未遭受過的。大多數時候，溥儀選擇了沉默，與舍友不說話，與族人也不說話，有的時候受了一肚子氣，被逼急了的時候，還有他實施“報復”的方式——佔馬桶。

“他也會使點壞，坐在馬桶上不起來。他的那味兒太大，別人受不了。別人要用馬桶他也不讓、佔著，”管教劉家常回憶，“別人白天不是說他壞話嗎，他還擊不上來；別人不是諷刺他嗎，他不吱聲憋氣。到了晚上我薰死你們。”

離婚

1955年4月16日，早晨，中國撫順。

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夫人鄭英順剛出家門準備上班，就在門口碰到了一個裹著頭巾，挎著包袱的農村中年婦女。

“我就問她你找誰呀？”鄭英順回憶說，“她說她找溥儀，是溥儀的妻子。”

李玉琴生於長春市一戶普通人家，1943年，年僅15歲的李玉琴被選入偽滿洲國的“皇宮”中，並被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封為“福貴人”，成為溥儀的第四位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儀留在了大栗子溝，後幾經輾轉，一直在北京生活。1950年以後，李玉琴經多方打聽得知溥儀被關押在撫順，立刻籌措路費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見到了分別10年的溥儀。

撫順戰犯所經過請示上級，特別批准在所內闢出一個單間，用兩張單人床拼起一張雙人床，專門供探望期間溥儀與李玉琴居住。戰犯管理所的管教意圖用溥儀這段最後的婚姻，幫助他改造。

“看到溥儀，李玉琴還是吃了一驚。”負責安排李玉琴接待的鄭英順回憶說，“已經不是她想象中的那個樣子了。她的想象中，當年這個康德皇帝是很年輕、很英俊、很帥氣的一個年輕皇帝；而現在呢，變成了一個糟老頭。背也有點駝了，說話也好像比較笨重了。”

溥儀李玉琴

“而且呢，還有一些細節也讓李玉琴感覺到了距離。比如她帶來了一些糖果，溥儀一看到糖果，也許挺長時間沒有吃過，趕快就拿過來掰開塞到自己嘴裡，也不說另外掰一塊，說玉琴你也吃一塊，所以這些都讓李玉琴的心裡起了一些變化。她會在一些細節上非常關注這些事情，結果她覺得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樣。好像眼前這個人呢，不是她當年的丈夫，有了距離、比較生疏了；也不像當年那樣好像非常的有為，而是比較老態龍鍾的樣子了。”

此後，李玉琴後又多次來到戰犯管理所，但與溥儀之間的夫妻關係卻每況愈下，而溥儀釋放的日期又遙不可知。最終，李玉琴提出了離婚請求。1957年5月20日，河北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裁定準許離婚。

“離婚對溥儀的打擊非常大，”管教劉家常回憶說，“原本在裡面好像還有一個奔頭，還有一個希望，現在連最後的希望也沒有了，人變得非常消沉。”

特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高中生金毓嶂放學回家見到自己從未謀面的伯父時，覺得伯父看上去像一個老實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褲棉襖，就是勞改制式的服裝，”金毓嶂回憶到，“跟我們握手特別有勁，剛回來的時候身體還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狀態也比較好。”

“我就叫他伯父。哪裡會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親戚相稱，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一週前，還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的“編號981”突然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特赦令，即日釋放。

“溥儀從來沒有預期到自己會這麼快被釋放，”當時在特赦大會現場的管教黃國城回憶說，“論罪惡他最大，他是偽滿的皇帝嘛，是第一號；論改造，也不能說好啊，生活自理能力還是很差；論學習，他的弟弟溥傑比他強多了，很有政策水平；溥傑寫了十個字了，那溥儀可能一個字還沒寫出來呢，所以當時怎麼想，從哪個角度上考慮，溥儀也不認為第一個特赦可能會是他。”

弟弟溥傑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幾步，深深地鞠躬，然後抬起他的雙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書。管教黃國城說他看到了溥儀眼中的淚水。

回到監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儀沒有說話，只是低頭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編號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