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四大家族後人

歷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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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甲子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權傾一時;如今，蔣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陳家的後人，則十分低調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他們來自“四大家族”，卻刻意迴避“豪門”背景。對於先人功過的種種爭議，他們也坦然處之。

“我常常鼓勵我的兩個兒子，讓他們瞭解祖先過去所做過的事情，我希望培養他們的榮譽心，也希望對宋家歷史多瞭解。”馮英祥的兩個兒子看來彬彬有禮，21歲的長子馮永康(AndrewFeng)在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College(歐柏林大學)就讀，18歲的小兒子馮永健()在Up(賓州大學)就讀。“Elliot在高中畢業時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宋子文的中美外交史論文，我們這次開會Elliot特別早來，他在復旦呆了3個禮拜，上吳景平教授的課，幫助籌備會議。”馮英祥很為兒子驕傲。

作為父親的馮英祥在美國的生活跟一般家庭並無二致，“我也遇到與一般家庭同樣的問題和壓力。譬如，我希望我的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不僅如此，馮英祥還在積極維持孔、宋家族之間的關係，一年至少要聚會一兩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感情不去經營，終將被時間沖淡。

有一次在飛機上，宋曹琍璇隔壁的男士看見她的英文名ShirleySoong，便詢問她是否來自神祕的SoongFamily(宋家)。你認為呢？宋曹琍璇反問。你很年輕，SoongFamily的人應該很老了，對方回答。如果你這樣想，也是對的，宋曹琍璇相當樂意順水推舟。

也常有人詢問宋仲虎是否來自暢銷書《SoongDynasty》(《宋家王朝》)中的“SoongFamily”，“Whatdoyouthink？(你怎麼想)”美國出生的宋仲虎聳聳肩，一笑而過。

按照家族傳統信奉基督教的宋曹琍璇認為，一個人對自己的肯定並非來自外界，而是緣於內心，自己內心覺得幸福、平安最為重要，她從未有過讓孩子們從政的意願，因為成為政治人物需要非常“鐵腕”，甚至要達到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境界”。而在宋曹琍璇的解讀中，錢財、權力、地位都不重要，自覺坦然、自覺滿足，已是最美好的人生。“我常常跟孩子們講，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虛榮，告訴你們家庭背景不是說你們比別人強，你做了什麼呢？你心裡要記得，你是從這個家族出來的，做事不要丟家族的臉。”

坦然面對家族歷史

“對於歷史研究學者們，我的心態非常坦然。我們蔣、孔、宋的家屬公開歷史資料是希望希望大家能用公正誠懇態度對待歷史。”宋曹琍璇告訴《新民週刊》。

兩年前，馮英祥的父親馮彥達過世，如今，母親宋瓊頤在紐約，住在兒子隔壁一棟房子裡。宋子文先生過世後，曾有很多西方學術機構都希望能獲得他的私人檔案，宋瓊頤最後選擇了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以下簡稱“胡佛”)。“母親的健康狀況非常好，她很高興能夠看到宋子文先生過去的事蹟能夠被學界重新研究和評價。”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宋家就將宋子文件案捐給胡佛，最後的一部分宋檔要等到宋美齡過世後才能開箱，這是宋曹琍璇第一次接受委託、以家屬代表身份擔任篩選宋檔的工作，以胡佛訪問學者的身份，宋曹琍璇第一次到胡佛上班時，胡佛檔案室主任給了她一個說明，告訴她對所有檔案都不應拿掉某一段，但可以保留privacy(隱私)。

她花了3個多月時間將剩餘的宋檔過了一遍，“宋檔多為公文或電報來往，是歷史詳盡記錄，我明白抽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將不完整，都會影響史學家研究。我做這個工作開始是有受人所託的責任感;第二階段我就入迷了，開始激動起來;到了第三階段時，我開始感覺這是一個還原歷史的工作，比如宋子文件案出來後，很多人對中國近代史有不同看法，蔣公的日記出來後成為更明確的解密工具。”

以蔣、孔、宋三個家族的代表身份負責篩選重要歷史檔案的宋曹琍璇，戲言自己是“長期義工”，承擔如此重任的理由簡單到讓人詫異——從宋美齡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國出生，語言成為了極大的障礙。以孔祥熙唯一的孫子孔德基為例，出生在美國的孔德基絲毫不懂中文，目前孔祥熙共有100箱的資料剛抵胡佛，加上之前的宋子文件案和兩蔣日記，宋曹琍璇任務不輕。

“蔣方智怡雖然把兩蔣日記放在胡佛，但她自己太忙，沒有時間。以中文程度來講，可能也只有我一人能看得懂這些檔案中的文言文和史料。現在孔家給了我authorize授權，一定讓我先做檔案篩選工作，我簽名了以後才可以開封，這大概是我未來5年到10年的一項工作。”

身為家屬來篩選檔案，首先要受到情緒上的影響，一路看下來，她越看心情越沉重。第一個禮拜還好，第二個禮拜很多外國同事經過宋曹琍璇身邊時都會安慰她，“Shirley，comedown.”(Shirley，平靜一點)。

宋曹琍璇與蔣經國曾有很多接觸，在宋美齡赴美定居前，她和先生每年都回臺看望宋美齡，蔣經國總是為他們接風洗塵。“我第一次到經國哥哥家裡時很驚訝，因為當時臺灣經濟已起飛，他的整個官邸看起來更像中產階級家庭佈置。經國哥哥請我吃飯時雖然準備了10個菜，但都是普通家常菜，要知道當時臺灣人請客吃飯，都已經是魚翅、鮑魚、燕窩了。”

讓宋曹琍璇深有感觸的是蔣經國去世時，她趕回臺灣。“我看見經國哥哥躺在那裡，心裡非常難過。我看經國哥哥日記時的情感就不一樣了，非常激動。在此之前，我並不知道經國哥哥的內心世界是那麼的憂傷、懇切。”宋曹琍璇舉例，比如，蔣經國在日記中提到臺灣常有颱風，颱風一來就會斷電缺水，颱風結束後蔣經國巡視災區，回到家裡看到太太蔣方良開著冷氣，他馬上要蔣方良把冷氣關掉，他的辦公室也常不開冷氣。

有一次，宋曹琍璇在蔣經國臥室與跟蔣方良聊天，她看著他們的衣櫃問蔣方良，哥哥的衣服怎麼這麼少？蔣方良說，他從來不買衣服。宋曹琍璇追問，方良你怎麼不給哥哥買一點。方良說，我給他買一雙皮鞋，還給他罵了幾頓。後來，宋曹琍璇在蔣經國的日記中真的看到，蔣經國說方良給他買皮鞋是個“浪費”，自己不需要新皮鞋。在父親蔣介石1975年過世時，蔣經國一整年的日記都是講自己如何思念父親，這一年的日記，幾乎每一篇都讓宋曹琍璇落淚。

“在蔣經國的早期日記中，他常常很惶恐，完全不想做政治人物，可是他覺得兒子有責任完成父親的遺願。我一直希望早日將蔣經國的日記整理公之於世，我相信這對兩岸的統一有很大幫助。”宋曹琍璇說。

在臺灣唸完大學後在美國取得MBA學位的宋曹琍璇此前從事美國的海外宣教工作，她曾在芬蘭、東歐做教會義工，在美國做新移民的服務工作。在舊金山，她常穿著牛仔褲，幫助大陸來美國的移民辦理孩子入學、辦社會卡、駕照考試等日常瑣事，她說自己是“繼承祖業”，簡直可以在家門口掛個“免費服務中心”的牌子，24小時無休。

很多人知道她是“宋大姐”，但並不知道她與宋家的關係。2004年，宋子文件案開始對外公開時，宋曹琍璇的照片上了報紙，有朋友打電話問她，宋大姐，報紙上那個宋曹琍璇跟你長得好像，是不是你？她趕緊搪塞過去。“如果不是因為宋檔和兩蔣日記的先後公佈，我們是絕對不會露面的，平靜的生活才是最好的。”

孔家：烏衣巷口夕陽斜

親人們的相繼去世無疑給孔令儀造成很大打擊。孔家現在就剩下孔令儀和外甥孔德基。

香港商人李龍鑣1956年畢業於臺灣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第四期，73歲的李龍鑣潛心研究孔祥熙家族十餘年，並與孔祥熙的大女兒91歲的孔令儀交往頗多。

自從宋美齡病逝後，孔令儀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最為年長的長輩。在李龍鑣的描述中，孔令儀在美國的住宅坐落於紐約曼哈頓區最貴地段第五大道，與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住在同一條街。孔令儀家的窗簾一拉開，即是中央公園繁茂樹木掩映下的寧靜湖泊，再遠，是林立的摩天大樓和人群熙攘的大都會博物館。

“孔令儀目前健康還沒有問題，她在美國的生活節奏還是與以前在上海時差不多。孔令儀與我講過很懷念上海，我也很想讓她回大陸看看。”李龍鑣告訴《新民週刊》。

在美國，華人眼中的孔家頗為低調。嫋嫋茶香中，李龍鑣向記者娓娓講述孔家大小姐孔令儀的近況：

我不是孔令儀親戚，也非孔家舊部，但我希望從研究者的角度結識孔令儀，看到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就去過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縣的老家，孔令儀出生在那裡，令儀出生當年，父親孔祥熙在山西辦了一所名為“銘賢學堂”的基督教的學校。90年代末期，我給孔令儀和她先生黃雄盛上校寫信，黃雄盛先生後來給我打電話，約我吃飯。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在令儀紐約的家中喝下午茶，她家客廳沙發背後的兩幅國畫為蔣夫人宋美齡所繪，檯燈旁擺放著孔祥熙先生和宋靄齡女士的相架，我當時心裡早就準備好了三十幾個問題，準備問她。

孔令儀最經常的穿著是高跟鞋配旗袍，旗袍一律為法國絲綢質地。60歲左右時，她會穿帶紅色花紋的旗袍;現在，她會穿白底深藍花紋旗袍，看來素雅。在家請客時，孔令儀往往會在旗袍上別上白金鑽石胸針，抹上口紅，烏黑短髮有條不紊——小小細節上自有她的堅持，看來得體。

孔令儀的先生黃雄盛今年88歲，是東北人，老先生喜歡穿西裝、打領帶，待人處事很有分寸，頭髮整理得一絲不苟，寫信時每個字都規規矩矩。以前是空軍上校的黃雄盛先生曾在美國受訓、開轟炸機，他曾擔任過蔣介石先生的英文祕書，年輕時當然很英俊健康，看得出來大小姐很喜歡他，他對孔令儀也很體貼，比如在令儀入座前他會很紳士地擺正座椅。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9月在紐約，我到她家先是傭人招待我，黃雄盛先生先出來與我寒暄，然後我看著孔令儀走出來，雖然胖了一點，但看來姿態挺拔，很有大小姐的風範。

從1945年之後，孔令儀幾乎都在美國生活。孔令儀是基督徒，不熱衷社交，為人低調且遵守中國人固有的禮節。蔣經國夫人蔣方良過世時，孔令儀和黃盛雄夫婦親自飛抵臺北送葬，在東京呆一兩天再回紐約。她常常散步，不多的娛樂方式是跟貝祖怡的太太蔣士雲和顧維鈞的太太打麻將，一禮拜一次;她養了條狗，我有次去她家時正在打雷，狗嚇壞了，她就將狗抱在懷裡。

她很喜歡懷舊。有一次，孔令儀跟我講到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鐵獅子衚衕過世時的情形，孫中山先生去世的晚上，孔令儀的母親宋靄齡知道宋慶齡特別難過，就叫令儀陪二姨慶齡一起睡。宋慶齡問孔令儀，你現在睡的地方是你姨丈曾睡過的，你怕不怕？孔令儀說不怕。但她跟我說，其實她當時心裡很害怕。她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態彷彿十幾歲的女孩，很生動。

孔令儀說父親孔祥熙很喜歡吃麵;她也曾提到小姨丈蔣介石。曾經有5年時間，在金陵女子附屬中學讀書的孔令儀跟蔣介石夫婦住在南京官邸，她覺得蔣介石很愛護她，北伐時蔣介石寫了《告全國同胞書》，在孔令儀15歲生日時，蔣介石將《告全國同胞書》的原本送給孔令儀，並題了孔令儀的名字，現在還掛在孔令儀的書房裡。

西安事變時，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住在孔祥熙家，正在花園裡玩的孔令儀看見了張學良就叫他，“姨丈，你好嗎？”剛剛受審的張學良正好一肚子氣，沒理令儀。

現在孔令儀年齡大了，有些東西也逐漸忘記。我看過當年駐德大使程天放的回憶錄，其中談到孔祥熙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參加英國國王加冕儀式，並訪問德國，當時在德國的孔令儀眼睛開刀，孔祥熙一到德國就趕緊去看寶貝女兒。我後來把這個故事講給孔令儀聽，她自己都忘記了。

在我看來，孔令儀的性格更像美國人，她的想法很簡單，不太愛管事，也較容易滿足，不是霸道的大小姐作風。

孔令儀待人接物很客氣，我太太跟她說“謝謝”，她也用廣東話回答“不用謝”。她總有辦法把氣氛弄得很好，吃飯時她給你搛菜;有次我帶著兒子去孔令儀家，令儀先是問我有幾個孫子，我的兒子拿了孩子的照片給她看後，她又詢問能否將照片送給她，並希望我們有空帶孩子去看她。

大概是1990年左右，張學良去舊金山參加90歲生日聚會，3天之後飛到紐約，孔令儀、黃雄盛夫婦專門抽出4天時間陪張學良，並介紹醫生給張學良看眼睛和耳朵。去年，我太太眼睛有點毛病，孔令儀、黃雄盛夫婦為她介紹了一名華人醫生。

孔令儀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偉，小弟孔令傑。應該說，孔祥熙最喜歡的孩子是孔令儀和孔令侃，令儀比令侃大1歲，她和令侃的感情也最好。

1967年，孔令儀88歲的父親孔祥熙病逝於紐約;1973年，85歲的母親宋靄齡病逝於紐約;1975年，小姨丈蔣介石去世;弟妹孔令侃、孔令偉、孔令傑也相繼去世;2003年10月24日，孔令儀小姨宋美齡去世……

親人們的相繼去世無疑給孔令儀造成很大打擊。孔家現在就剩下孔令儀和外甥孔德基，孔令儀沒有孩子，孔德基是孔令傑唯一的兒子，現在應該在美國得州。去年，孔令儀一直等孔德基來，想讓他把父親孔祥熙的檔案交給胡佛研究所。孔令儀現在年齡比較大了，不太關心外面的事情，她最怕煩，對孔祥熙檔案的儲存，ShirleySoong(宋曹琍璇，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兒媳)做過不少工作。

宋美齡在世時，孔令儀經常去看她，她們住得不太遠，開車大概15分鐘。以前是孔家二小姐孔令偉照顧宋美齡，1994年，孔令偉因直腸癌過世後，孔令儀承擔了照顧小姨的責任。2002年，跟令儀見面時，我希望她給我安排一個見宋美齡的機會，令儀後來請我參加2003年宋美齡的生日聚會。我先從香港飛到美國，我記得很清楚，2003年3月21日宋美齡生日那天是百花節，天氣很冷，我10點半出發，穿了最厚的Kissman的大衣，太太穿著旗袍，風從下面直往上鑽。我先訪問了宋美齡的副官空軍上校宋亨霖，那時其實醫生開了配方給蔣夫人，所有的東西都要攪碎以方便消化。宋美齡很注意體重，平常吃青菜和沙拉，假如體重減輕，才吃一片薄薄牛肉。相比而言，孔令儀飲食就很隨便。

蔣夫人住在紐約曼哈頓東河寓所，她的臥室在10樓，客廳和餐廳在9樓。那天當時大概去了40人，每個人坐的地方都有規定，我坐在客廳，我兒子和媳婦坐在餐廳。我們在等蔣夫人下樓，等到1點10分時，宋亨霖先生跟大家講，今天蔣夫人感冒了，沒有辦法下樓。我當時的感覺真像從樓上摔下一般，很失望。同年11月25日早晨11點半，我在香港聽電臺廣播說蔣夫人過世，馬上發傳真安慰孔令儀。後來我請孔令儀夫婦送給我一幅宋美齡的畫，他們後來用DHL給我快遞了一幅宋美齡的畫到香港，並打電話確認我是否收到。

跟宋美齡一樣，有時太緊張、壓力太大孔令儀就會面板過敏。在操辦蔣夫人的喪事時，她也有面板過敏。我去過宋美齡安葬地紐約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園，孔令儀經常帶著鮮花在宋美齡墓前悼念。

大家都很關心孔家目前有多少資產，孔令儀請了專門的財務顧問幫她打理財產。她現在住的房子屬於apartment(公寓式)，大概有3500到4000平方尺，我估價差不多為800萬到1000萬美元。她家屬於中西合璧的風格，沙發是西式的，也有古董傢俱，她從山西運了一個3米多高的屏風過來，紅木鑲嵌著紅寶石，很漂亮，蔣夫人與我都喜歡在屏風前照相。細節可以看出主人的身價，她有顆翡翠白菜，跟真白菜差不多大，價值不菲;有一個花瓶，花瓶上有1000個“壽”字;她還有一塊四方的玉，陳列在黃金架上，宛如一塊小屏風。

我本來計劃請孔令儀外出度假，她不喜歡到加勒比海這些熱帶地方，更喜歡瑞典、丹麥、芬蘭這些涼爽的北歐地區，但因為前一陣子她忙著賣房子，最終度假未能如願。宋美齡生前在美國住的房子原本也屬孔家資產，宋美齡去世後，孔令儀以大約1300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這個房子;孔令儀還有個房子在長島蝗蟲谷，孔祥熙和宋美齡都曾居住過，有35畝地，我去看過，裡面大到足夠跑馬。

幾年之前，我還到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歐柏林大學)，孔祥熙的檔案在Oberlin是公開的，我看了孔祥熙的檔案，瞭解到孔唸書時的分數、念什麼科目，有沒有逃課等情況，並訪問了Oberlin見過孔祥熙的老師。孔祥熙捐了很多錢給Oberlin，孔令儀曾在2002年左右捐獻了幾百萬美元給Oberlin。

陳家：豪門只在傳說中

陳林穎曾說：“現在我們跟孔、蔣、宋家還會偶爾聯絡，在不同的地方我們會碰到，那時我們會想——我們原來是有淵源的，我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

“蔣、宋、孔、陳，他們也是凡人，都有過錯，如今功過均交由歷史評說。他們的沉默裡涵蓋著無奈，他們的沉寂亦是對歷史的交代。”陳立夫的三兒媳婦陳林穎曾平靜講述昔日家族歷史。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浙江省吳興縣人，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組織部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等職，2001年2月8日在臺中逝世，享年101歲。而早在1951年，陳立夫的兄長陳果夫就因肺癌過世，終年60歲。

陳林穎曾生在臺北，祖籍浙江，是臺灣著名國學大師林尹的女兒，也曾是陳立夫的“乾女兒”。國中以後林穎曾赴西班牙留學11年，直至取得馬德里大學文哲學碩士學位，讓她擁有了外向性格和直爽脾氣。陳林穎曾現任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這個基金會致力於兩岸的醫藥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都已展開交流合作，陳立夫、陳澤寵生前都曾擔任基金會董事長。

陳立夫有三子一女，長子陳澤安由臺灣大學農學系畢業，由於陳果夫沒有子嗣，陳澤安被過繼給陳果夫，陳澤安後赴美國求學，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知名植物病理學家，如今80歲;次子陳澤寧由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後在一家公司擔任研發工作，如今已79歲;女兒陳澤容16歲時就赴美學習音樂，如今也已72歲。陳林穎曾的先生陳澤寵是陳立夫最小的兒子，是普度大學航空工程系和工業設計系的雙科碩士，畢業後在洛杉磯工作。

1950年，9歲的陳澤寵跟隨父親陳立夫赴美。當時的陳立夫已退出政壇，在美國新澤西經營一家養雞場。“公公的雞場開了好幾年，被燒掉過兩次，還遭遇雞瘟。當時李敖質疑，陳立夫先生怎麼可能打著領帶去餵雞？我先生跟李敖說，你實在不瞭解我的父親，他相當注重禮儀，又常有人去農場拜訪他，他總不能衣衫不整接待客人，所以他才經常打著領帶做農活。的確，當時孔祥熙、宋子文等很多人都曾去看望他。姐姐澤容訂婚時，爸爸媽媽親手用雞蛋做了3個月蛋糕，招待了150多位客人，還有很多人喜歡我婆婆做的辣椒醬，真材實料、價廉物美。”陳林穎曾用“解甲歸田”來形容公公陳立夫當時的狀態。

在陳林穎曾的印象中，陳立夫在美國的雞場經營得並不好，先生陳澤寵唸的是美國公立學校，直到在普度大學求學時都是半工半讀，並依靠哥嫂援助才完成學業;而她與陳澤寵的相識冥冥之中彷彿已有定數。“我們之前並不相識，可能是公公婆婆的有意安排，1976年年初我剛好從西班牙回臺北，才見到陳澤寵，大家講西班牙的舞蹈和音樂，我們聊了很多，他興趣很廣，對美國很瞭解，但完全是傳統中國人的思維。那時我23歲，我覺得大我12歲的他成熟穩重、書卷氣十足，讓我很有安全感。”1977年，陳澤寵與林穎曾結婚;1982年，他們回到臺灣定居，陳澤寵開始創業，開辦自己的電器工程代理公司。

在陳林穎曾看來，公公陳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1969年，陳立夫回臺。“蔣介石先生髮電報請公公回臺灣做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副會長，蔣介石先生任會長。陳立夫先生有本書叫《從根做起》，他認為雖然經濟發展了，但中國文化的根仍需守護。就像他常講的，政治是短暫的，文化的根是永遠的。”

1988年1月31日，蔣經國病逝，陳立夫找到蔣緯國、趙耀東等30多名國民黨元老聯署，提出一個“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的方案，在島內引發強烈震撼。在陳林穎曾的印象中，90年代初公公陳立夫對兩岸交流的態度很積極，陳立夫認為政治可以用柔性方式處理，用文化的根來加強接觸，但李登輝卻予以敷衍和阻撓。陳林穎曾說，陳立夫先生最早就發現李登輝是最不愛中國的，公公曾在便條上寫過“最不願意見到中國統一的就是‘李總統’”，“這個便條大約是1992年寫給‘總統府’資政陶百川先生的，還在我家裡，陶百川當時對兩岸交流還有希望，期望能組織兩岸交流小組。”

在陳林穎曾看來，公公陳立夫晚年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晨5點起床，然後是寫毛筆字、看書;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錢，往往只做七八元錢的事情;他擔任了臺灣中國醫藥學院30年的董事長，為這所學校募款，一直做到過世……“公公組織了一個‘老人會’，原本80歲的老人才能入會，後來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將‘入會標準’降低到60歲。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親自到殯儀館去送行。”

夫人孫祿卿的離去顯然對陳立夫的影響最大。“婆婆畢業於上海美專，喜歡理家，是標準賢妻良母。他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講，‘愛其所好，敬其所異’。”陳林穎曾說。

陳林穎曾透露，公公陳立夫並未留下多少遺產。“公公更像一位讀書人，很受晚輩尊重，他教導子女們要自食其力，陳家的生活方式跟臺灣的普通民眾並無兩樣。公公在臺灣天母曾有座房子，是早年蔣經國先生陪他去看的。但買地和造房子的錢由他的4個子女通過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過世後，在1992年，公公將房子賣掉，並把賣房的錢歸還給孩子們。”

“我們一家都沒有再從政。陳立夫先生沒有明說不讓後代從政，但他主張讓孩子的興趣自由發展。我先生回臺灣時，蔣經國先生曾找過他，問他是否有興趣為民航局服務，擔任高階職務，我先生表示自己對環境不熟悉——實際上，陳家並非認為為官就是榮耀。”陳林穎曾認為嫁入陳家的她並未沒有看見所謂的豪門的奢侈與浮華，先生陳澤寵從來不事張揚，“總是等他做到某個程度時，人家才發現他原來是陳家的兒子。”

陳家第三代孫輩目前共12人，分別在金融機構、醫療工程機構和高校任職，“他們都很傑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畢業。”陳林穎曾說。陳林穎曾的長子陳紹誠(Victor)今年27歲，次子陳紹仁(Stanford)今年25歲，兄弟倆在臺灣唸完高中後到父親的母校普度大學學習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陳澤寵帶妻兒到北京旅遊，其間身感疼痛，8月初陳澤寵住院體檢並接受腫瘤切除手術，術後病情惡化，最後不治身亡。先生陳澤寵的突然辭世，讓54歲的陳林穎曾難掩憂傷，面對記者時甚至幾次淚水盈眶。“我先生在我們家是全能的百科書，他本來想兩年之後退休，現在卻突然離去，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恍然一夢。Victor還未畢業，只好先休學一年，幫助打理父親的企業。”失去主心骨的家庭瀰漫著酸楚氣息，小兒子Stanford幾次跟母親說，媽媽，我打電話給爸爸，他沒有回我電話……後來Stanford突然醒悟，原來爸爸已經過世了。

他們一家四口的最後一次團圓飯選擇在北京飯店，此後來北京，陳林穎曾常願意去北京飯店，還坐以前的那個位子。“它是絕望的傷心地，也讓我有回憶，我在哪裡摔倒，就要在哪裡爬起來。”

有很多的事情讓她必須堅強以對，彷彿遲來的責任。比如，第二次國共和談時，周恩來先生曾經寫了一封信給陳立夫，原件還在陳家。鑑於此，陳林穎曾期望像宋子文的外孫Michael Feng一樣，找尋一個權威的機構來儲存陳立夫資料。

1993年，陳林穎曾向“國有財產局”承購陳立夫宿舍後，遭到臺灣銀行以無權佔有及必須拆屋還地起訴，經過14年纏訟後，法院判決她敗訴，雖然陳林穎曾一再懇求期望將陳立夫臺北宿舍改成文物紀念館，但陳立夫在臺北市的故居還是被強行拆除，無奈的陳林穎曾只有在拆遷現場為故居拍照留影。即便如此，她仍希望通過司法途徑繼續她的抗爭，她認為臺灣銀行送交法院的證據，至少有超過兩份以上與“國有財產”和家屬原始資料不同版本，“我們維護自己權益的行為跟一般公民相同，沒想到政府出現偽造文書的嫌疑。在李登輝時代，他們都是用這種手法拿回了政府配給國民黨後代的房子，民進黨時期，這樣的事情仍在延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都是有跡可循。”

曾有人勸陳林穎曾放棄，但她顯然並不準備這樣做。服輸——這個字眼有違她的本性。

陳林穎曾還在為購買《中央日報》事宜到處奔走，陳立夫曾擔任《中央日報》第一任董事長，一手創立了《中央日報》，但在今年6月1日，已有69年曆史的《中央日報》因入不敷出而停刊。

“我跟馬英九先生講過想購買《中央日報》，馬英九也表示樂見其成。拿到財務報表我們才能待價而沽，但我卻看不見《中央日報》在操作上的透明化，國民黨的財務報表遲遲出不來，我們買家也無法瞭解《中央日報》內部的運營狀況。”雖然碰到了一些實際困難，陳林穎曾仍告訴《新民週刊》，基於陳家對《中央日報》相當深厚的淵源和感情，她決心讓《中央日報》繼續存在和運轉。

陳林穎曾第一次見到宋美齡是在她的100歲生日宴會上，站在公公陳立夫身側。看到兩位老人相對，她頓時感覺歷史撲面而來，那種感覺如此洶湧，無以形容。“現在我們跟孔、蔣、宋家還會偶爾聯絡，在不同的地方我們會碰到，那時我們會想——我們原來是有淵源的，我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

譭譽宋子文

宋子文的確從來不覺得掙錢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也從來不放棄掙錢機會，他也很捨得用這些錢。

6月19日到20日，為期兩天的“宋子文與戰時中國”研討會是復旦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兩大學術機構的首次合作，也是胡佛研究所首次參加在中國大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

包括胡佛研究員郭岱君(Tai-chunKuo)、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an教授、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葉文心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濱下武志教授以及來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景平等60多位專家學者齊聚復旦。宋子文外孫馮英祥、宋子安兒媳宋曹琍璇與陳立夫兒媳陳林穎曾均參加了這次學術研討會。

宋子文在西安事變中的角色，宋子文與陳納德、史迪威等抗戰歷史人物錯綜複雜的關係，1945年《中俄友好條約》的簽署等內容成為此次研討會的熱點。近年來，隨著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件案的全面開放，以這些歷史檔案和其他第一手史料的整理研究為基礎，對宋子文的生平全面、客觀的研究其學術價值毋庸贅言。

“宋子文在40年代抗戰時期的中美關係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核心角色，研究近代中美歷史繞不開宋子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an教授告訴《新民週刊》。

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宋子文，飽受西方文明薰陶後迴歸彼時狼煙四起的故土，在金融界締造起宋家的金元王國，在外交上長袖善舞，在政治上幾度浮沉、最終引退，是非功過並不容易蓋棺論定。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醫院，人們習慣用他的英文名縮寫“T.V.”來稱呼他。1912年10月，18歲的宋子文前往美國哈佛大學主修經濟，1915年由哈佛畢業後，宋子文赴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1923年，宋子文出任廣東革命政府中央銀行副行長，開始走上歷史舞臺，其後，宋子文相繼出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

“宋子文回國後的第二年，他的父親宋耀如便逝世了，留下的家產，雖足以維持小康，但絕談不上鉅富……只是從30年代中期起，宋子文在金融界、實業界的勢力才有了迅速增長;到了40年代，他已被視為中國的‘豪門’，被稱作中國‘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學者吳景平在其《宋子文評傳》中如此描述。

就宋子文個人而言，其特長在於處理財政、金融、經濟方面問題。與宋子文相交甚深的老友顧維鈞回憶，青年黨領袖李璜告訴他，“宋子文始終不願意談論政治問題。在任何宴會上，談到政局問題時，他總是一言不發。當問及他的看法時，他的回答總是說他將遵照委員長的意見行事。”

但宋子文一次次被推上政治舞臺。1940年6月，宋子文受命為蔣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商談財經借款，直至1945年8月宋子文完成中蘇友好協定的簽訂回國後就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在外交上喜歡走捷徑，蔣需要的人才一定要會理財、英文好、習慣美國生活方式並能讓他充分信任，種種權衡之下，宋子文便成為最合適人選。”潛心研究宋子文多年的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告訴《新民週刊》。在陳立文教授看來，按照正常外交管道，蔣介石的意見常無法到達美國上層，且受到史迪威、馬歇爾等人的阻撓，對於1940年剛到美國的宋子文而言，他直面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建立一個有效外交管道並維持其通暢，宋子文花了將近半年時間去打通這個管道，但直到1942年、1943年左右，他才真正建立這些管道;另外，在美國當時“先歐後亞”的戰略大背景下，美國更期望讓中國去牽制日本的軍隊，宋子文無法突破這根政策線。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蔣介石曾給美國總統羅斯福一封電文，這封電文在3天之內，分別由三方面送到美國國務院：一是由蔣介石經宋子文呈送羅斯福的;一是由海軍參贊gh呈海軍部的;還有一封是由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uder呈陸軍部的;其中竟沒有一封是按正常程式由駐華大使轉呈的。

陳立文教授認為，建立了個人外交管道的宋子文完全不尊重原來的外交體系，“美國人也蠻吃宋子文這一套，很多重要資訊都經由宋子文這個管道傳入，如此一來，美國和中國之間有兩根管道，到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部長後，他仍運用這個管道。”當然，由於宋子文神通廣大地建立了各種管道，使美國國務院、軍部等單位不勝其擾。

在陳立文教授看來，宋子文5年的戰時外交斡旋可圈可點，宋子文雷厲風行的作風也使他集譭譽於一身。“宋子文在這段期間的作風較受爭議的有4方面：他的獨斷獨行、獨攬外交事務;他不按通訊程式，甚至有矇蔽訊息或擅做刪改之嫌;他重視個人外交，甚至過於迷信其效用;他好用公共外交。”

“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宋子文，認為他的個性太直率，太像美國人。”美國學者an教授告訴《新民週刊》。

與宋子文最先有職務衝突的是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宋子文到美國，胡適曾在大使館舉辦一個宴會，但卻將具有蔣介石特使身份的宋子文放在祕書之列;胡適認為自己不借款、不交涉，而宋子文作為蔣特使的最大目標就是拉到援助;胡適喜歡在美國各處做演講，宋子文在美國也一向重視發表談話和講話，宋子文請胡適多談世界政事，少談考據文學，胡適置之不理，宋子文不講情面的老毛病又犯了，竟行文通知大使館，表示凡是政治性的演說與文告，必須先經過他本人同意才能發表。宋、胡二人之間的不愉快，對他們的合作難免造成隔閡。胡適的這批學術界的朋友在日後都沒忘記對宋子文口誅筆伐，比如傅斯年就予以大力抨擊。在抗戰後期爆發的黃金風潮中，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成為眾矢之的，傅斯年稱要挽救危機，“第一件事便是請走宋子文”，此文成為攻擊宋的重磅炮彈。

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後，暫時隱居南京，他在給好友顧維鈞的信中說：“我個人感覺完全解脫了，我和委員長有很好的約定，今後將繼續在各方面以個人之力幫助他。”1949年，宋子文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定居。在學者吳景平的眼中，宋子文晚年在美國當起了“寓公”。1953年，在蔣介石批准的開除國民黨黨籍名單上，孔祥熙與宋子文分列前兩名。直至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蔣介石邀請，但在臺灣小住幾天便迅速返回美國。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舊金山一個朋友家裡進晚餐，因食物進入氣管導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享年77歲。

另外，宋子文是否“貪汙”和宋子文的資產一度成為輿論爭論焦點。“宋子文的確從來不覺得掙錢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也從來不放棄掙錢機會，他也很捨得用這些錢，他在外交上送禮、招待朋友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錢。我們不主張用‘腐敗’來形容宋子文。”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說。

在美國學者an看來，史學界研究宋子文的最大困難是，如何找到充分證據證明宋子文“貪汙”。an教授曾到南京二檔館和上海檔案館查閱相關資料而無果，他也曾去過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檔案館和羅斯福總統檔案館查閱宋子文資料，“FBI的確在50年代調查過宋子文，但目前這個檔案是機密(close)的，至少到目前為止美國FBI並沒有正式文書說宋子文是貪汙。”在an看來，國共內戰時期，宣傳打倒孔宋家族取得很大效果、讓孔宋名聲也很不好，而現在正是找出真相的時代已經到來。

an教授顯然不希望宋子文的這個謎團像肯尼迪槍擊案一樣成為懸疑一場。“宋子文當時是負責美國對華援助的最重要介面人，如果說宋子文真的貪汙，連美國政府都一定會嚴格調查宋子文，胡佛目前有證據證明宋子文並沒有貪汙，那裡面宋子文的每份財產報表都有美國會計師的簽名，在美國，這種簽名非常嚴謹，不可能作假。”

顯族歷史是一種財富

“國共兩黨的歷史、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歷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獲益就越多。”

多年來，作為中國大陸最權威的宋子文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兼亞洲研

究中心主任的吳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評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等著作享譽學界。他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件案，並數次前往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臺灣地區的檔案機構發掘相關史料，並且發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美、日、韓以及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著名學者雲集的“宋子文與戰時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年6月23日，吳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週刊》記者的獨家專訪，詳盡解讀宋子文。

宋子文遺產淨額：500多萬美元

記者：1985年，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書，《宋家王朝》中文譯本首頁中就有這樣一句話，“宋家王朝聚集了這個時代最大財富的一部分，《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來，西格雷夫的這種說法是否屬實？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

吳景平：在宋子文所處的那個時代，不要說全球範圍，即便在中國，宋子文也談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現在的宋子文件案，經有關方面核實，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他的總資產達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子文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件案中看到，當時宋子文非常關注股票和債券的價格，他會仔細抄下股票行情，用筆記下股票原始價、漲跌幅度，這是散戶的個人理財心態，比爾·蓋茨顯然不會關心這些。(笑)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謂的“宋子文貪汙斂財”這個疑團？

吳景平：上世紀40年代後期，有關“四大家族”斂財的提法就已出現，如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聚斂了中國整個財富的80%，這種說法顯然是針對一個政權整體而言。具體到孔祥熙、宋子文這樣的國民黨高官，他們的事業與他們所處地位有著怎樣的關聯、他們是否違背了當時的制度許可非法獲取個人財富，我們都必須用非常嚴謹和科學態度去分析，要反省當時制度層面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以往提法是正確的，就應該用可靠的史實去充實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獨到的合理性。

目前對宋子文存在疑問的地方是，由於宋子文參與了抗戰時期美國對華大量財政經濟援助的談判，有說法認為宋子文有可能將這些財政經濟援助轉換為個人與家族利益。

實際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張確立一個嚴格的預算和決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的身份訪美，和美國簽訂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其後宋又參加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並訪問英國、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等國，宋子文回國後，審計部門就致函宋，要求他將出訪賬目報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報告。這說明，一些現代化制度已開始確立。

1933年宋子文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之後，在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廣東銀行，他確實有個人股份。

應該看到，無論是抗戰爆發前宋子文直接參與談判的5000萬美元“棉麥借款”，還是抗戰爆發後宋子文作為駐美代表談判先後達成的鎢砂借款、金屬借款、平準基金借款和後來宋子文以財政部長身份達成的5億美元借款，這些大數額的國際借款在銀行開設賬戶和動用賬戶數額在當時已建立非常嚴格的制度。比如，這些借款的動用均受國民政府財政部控制，這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關檔案，我們可以看到，軍方佔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於購買美國武器和卡車、軍用醫藥裝置等物資，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並向國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國民參政會和美方備案。這說明，對戰時借款的動用總體上是有相應的制度約束的，並非個人行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發了黃金風潮，當時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抗戰後期通貨膨脹日趨嚴峻，政府是消極順其自然還是積極應對？宋子文選擇了後者，從1946年2月份開始，對獲得美國援助的期望和對國內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匯和黃金市場政策出爐的重要動因。從實際情況來看，外匯和黃金市場的開放供求無法平衡時，問題就會顯現，特別是隨著內戰的爆發、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利開始顯露端倪時，對外匯和黃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狀態;制度的腐敗開始顯現，一些軍隊長官和軍政機關的首長往往剋扣下屬薪水，在外匯和黃金市場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現實的軍事、政局、體制、外交處境都不利於宋子文繼續維持外匯和黃金的開放，最後蔣介石緊急叫停。在黃金和外匯風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獲利，目前沒有材料能支援這一點。

我想說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國外借款中飽私囊，是不那麼容易的。但這個過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況的發生，比如，無論是國防物資供應公司還是資源委員會，在美購械購料過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國中方機構各級人員是否收取回扣……對於這些疑問到現在為止還沒見有可靠史料的支撐。我的看法是，今天我們只是簡單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問那是不夠的，僅僅簡單地重複以往的指責甚至加以泛化，則是不科學的，這裡需要用科學求實的精神，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我們從宋子文的檔案中可以看出來，無論是作為駐美特使，還是作為外交部長，宋子文確實關注著和他個人相關的事業，比如廣東銀行、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業務，這幾家機構有重大具體事務都會向宋子文請示，宋再以電文告知。從頻繁的通訊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對自己的事業和家人投資很關心，同時宋子文還是很有制度約束和規範的意識，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萬不要幹違紀之事，比如他告訴宋子安，你們不能違反美國政府的規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夾寄股票和有價證券。

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件案中，還沒有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需要指出的，作為歷史研究的物件，無論蔣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國政要，都是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為都不僅僅代表個人，在可靠史料基礎上弄清他們的主要經歷和作為，予以全面、客觀與科學的評價，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應當重視分析社會的和體制性的因素。如果僅僅關注個人操行問題，那就無法從這段歷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鑑。

個性鮮明的宋子文

記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專門檢視和研究宋子文件案，胡佛所開放的宋子文件案對研究者帶來哪些重要突破？

吳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檔，在那裡呆了兩個月，側重研究抗戰時期宋子文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宋子文和國民黨政要和名人間交往的信件、電報、與美方會談記錄等，以及宋子文帶到美國的國民政府重要政策檔案等。

現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檔的開放度相當大，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會關心：他人到美國了，可是張樂怡的首飾還留在國內;或者他的某幅字畫還在掛在寓邸的廳裡，不知下落怎樣……(笑)

我還發現，戰時作為蔣介石個人代表和外交部長的宋子文雖然長駐美國，但他對個人在國民黨政權中的地位，對自己能否獲得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政要的信任，並沒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壓抑。

記者：在您看來，宋子文與哪位姐妹的關係最好？

吳景平：宋慶齡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溫和，對弟妹的關愛如同母親。在宋子文看來，妹妹宋美齡貴為“第一夫人”，不缺乏財富和尊重;而二姐宋慶齡需要更多親情關懷和理解，宋子文與慶齡的關係最好。

記者：在您看來，宋子文與蔣介石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處於怎樣的境況中？

吳景平：蔣介石對宋子文的態度包括，一方面，蔣對宋的理財和外交才能頗為器重;另一方面，蔣認為宋的個性並不為自己所駕馭。所以，蔣表面上授予宋對美交涉的全權，但實際上蔣並不完全信任宋，很多問題蔣仍要宋向他請示。但宋子文卻認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問題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宮和其他美國軍政當局瞭解情況和進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來，要談到有把握時才告訴蔣。特別在後來，宋子文與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之間的互信都成為問題。

孔祥熙被稱為“Yesman”，宋子文也會說“Yes”，但他會搞清楚說“Yes”的原因，實在忍無可忍時，宋子文乾脆說“No”。當固守自己的理念和價值取向時，宋子文會同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要員發生衝突，他的個性相當鮮明。我在宋與蔣交往過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辭背後實際是對蔣介石相當的保留。

以往我們都說，宋子文最後是被蔣介石拋棄的。不是這麼簡單，這種結果也是宋子文的選擇，宋子文已不願意將他的政治生命和那個已經走向末途的國民黨政權有過多公開和直接的聯絡。對大陸戰敗退守臺灣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現實期望，雖然他和這個政權還有各種聯絡，偶爾也去臺灣，但宋和這個政權實際已做“切割”，可以說宋子文是“哀莫大於心死”，也可以說他認識到定局已很難改變。

記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吳景平：首先，宋子文對中國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非常強烈和堅定。

其次，宋子文對國民黨政權和作為國民黨陣營主體部分的蔣介石，可以說是“從一而終”。比如1931年，蔣介石宣佈下野，宋子文也宣佈下野;1949年，蔣介石宣佈下臺，宋子文也宣佈辭去廣東省主席職位。儘管宋子文和蔣介石在具體政策、價值取向、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別、分歧有時甚至矛盾衝突非常大，他內心也知道蔣介石並非最理想的當政者，但宋認同蔣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認同。

再次，宋子文對西方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的瞭解在他那個時代是比較多的，宋在留美回國後，無論身處不同的階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將西方制度引入中國。不過他並非簡單照搬，而是考慮將西方制度與國民黨的政權建設和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相結合。

最後，宋子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直相當關注，他比較務實，政治傾向也不像國民黨營壘中的“頑固派”那樣強烈。宋子文能比較客觀地看待國民黨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說他能比較客觀看待中共、看待周恩來和毛澤東，和他們也有過較好交往。沒有這樣的基礎，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變中發揮很好作用。西安事變解決後，宋子文也感到對不起張學良，對蔣介石等人沒能信守諾言也非常不滿，對張學良本人及其親屬則千方百計予以關照。

學者需要尊重歷史

記者：以往都是將宋子文作為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與官僚資本的關係？

吳景平：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發展演變可分為幾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關係不同。

在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與其關係密切，從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第一任央行總裁，為國民黨政權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打下了制度基礎。宋子文顯然很注意制度建設，他對當時的銀行制度、貨幣制度、財政制度建設，對關稅、鹽稅和統稅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今天來看這些制度，至少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對我們今天的國企改革和金融、外匯市場建設等都有借鑑意義。我們可以看到，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急劇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在曲折、反覆地往現代化方向行進，中國同時也在被動應對國際化的挑戰。

從1933年宋子文先後辭去央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職務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得到了極大加強，但是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宋子文雖然以董事長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大權，但他實際已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決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於一身的孔祥熙職掌著財經大權。

宋子文再次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有直接關聯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以行政院長身份復出，並通過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貝祖詒對戰後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運作機制發揮影響。

還應該指出，在上述整個過程中，有一種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無法掌控的——軍方的力量，軍方直接掌握的經濟力量，包括對外軍工貿易，這是蔣介石直接掌控的。

當年中共指稱“四大家族”聚斂鉅額財富、操縱國家經濟命脈，主要指的就是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起初隸屬軍事委員會，宋子文無法從制度上影響它。後來資源委員會控制著糖業、鋼鐵業、紡織業等重要產業，對其發展和膨脹起作用的第一是蔣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對資源委員會的發展並沒有多大影響，這個時候宋子文字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額，也很難講清楚。

記者：宋子文出身於近代中國一個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經擔任過廣州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後出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從1923年到1949年，有長達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對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這樣一位有著複雜經歷的民國高層人物，感到最困難的是什麼？

吳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研究宋子文，得益於我們已經有了非常好的社會大環境，實事求是成為主要工作的指導性原則。但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機會看到宋子文件案文獻。

對我而言，所謂敏感問題並非很大障礙，我認為這段歷史的塵埃已落定，去年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歷史性的握手更說明，國共兩黨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為歷史，現在無論作為政黨還是公眾，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態來看這段歷史。大陸學術界和學者也能夠用更開闊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來對以往國共關係的歷史進行客觀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礎上的研究。

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尊重歷史，對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權本身和民國人物我們都可以進行研究討論。當然，研究中國內部事務和研究中外關係取向不同，我們判斷中外關係問題時首先考量的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判斷中國內部問題，我們要看有關當政者是否符合社會進步與民主化程序，我主張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將具體問題和這個問題發生的具體歷史環境、制度環境以及人際關係網路聯絡，不要脫離具體歷史條件。

此外，我們還需要多視野、多角度的比較觀念，比如，我們研究宋子文時，要將宋與同時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較，還可以將宋的前後不同階段比較，給予他恰如其分的評價。這個評價基於具體時間、具體事件而言，不要輕易做總評價。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並非短期能解決。宋子文件案有幾十盒，每盒都有數以百計的檔案，其中大量是英文件案，中文件案有很多是手寫稿，字跡辨認很困難。這些資料用特殊方式記載了我們國家、民族、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我們從中可以瞭解到很多問題，獲取很多重要資訊和經驗教訓，它不僅僅屬於胡佛研究所，也不僅僅屬於宋家後人，而屬於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

記者：作為首次在大陸召開的關於宋子文研究的論壇，宋子文的後人也從美國專程趕來參加。在您看來，我們現在研究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具有怎樣的價值？

吳景平：關於近代中國重要人物的會議此前就已有，譬如關於張之洞、盛宣懷、袁世凱的會議;而關於孫中山的會議則更多了，宋子文並非第一個。但將以往我們給予負面定義的國民黨高層人物以研討會方式進行直接研究，這是第一次。

國共兩黨的歷史、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歷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獲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學工作者一定要具備這樣一個責任感：在實事求是研究相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風氣上起引領作用。如果我們無限制地對前人拔高或貶低，那麼我們的後人也會這樣對待我們。

我們要對特定歷史事件和人物負責，對以往結論我們要客觀看待，分析這種結論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戰犯”的提法都有其歷史必然性，我不贊成簡單否定以前的評價，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當時提出這些評判的歷史條件和它起到的歷史作用。

最後需要指出：對宋子文個人和他處的時代，我們的瞭解是有過程的，我個人的認識也在不斷昇華，這種昇華是必需的。我們不是簡單重複前人，而是要尊重歷史。

標籤：四大家族後人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