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提議胡適參選總統 意見遭黨內否決

1948年3月底，國民黨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蔣介石曾擬退出競選，推薦胡適為總統候選人。

李宗仁首倡胡適參選

第一個建議胡適競選總統的是李宗仁。

抗戰勝利後，李宗仁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1946年9月，改稱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國民黨決定於1948年召開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後，他準備競選副總統，其想法是“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對徹底腐化了的國民黨政權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瀾於既倒”。他曾對黃紹竑說：“國民黨政權在現在人民眼中已反動透頂，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產黨，因此大家都希望我們黨內有像我這樣比較開明而敢做敢為的人出來輔佐蔣先生，換換空氣。”

1948年1月，李宗仁率先成立競選辦事處，並於8日在北平召開外籍記者招待會，透露確有競選副總統之意。

1月11日晨，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致函李宗仁，鼓勵他參加競選。13日，北平《新生報》登載《南京通訊》，題為《假如蔣主席不參加競選，誰能當選第一任大總統》，其中提到胡適的名字。14日，李宗仁覆函胡適，告以《新生報》所登通訊，並說：

我以為蔣主席會競選，而且以他的偉大人格與崇高勳望，當選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覺得先生也應本著“大家加入賽跑”的意義，來參加大總統的競選。此次是行憲後第一屆大選，要多些人來參加，才能充分體現民主的精神。參加的候選人除了蔣主席之外，以學問聲望論，先生不但應當仁不讓，而且是義不容辭的。

蔣介石與胡適

胡適收到信後，只將有關報紙剪存，並未動心。

在南京的蔣介石15日就得知北平李、胡之間的通訊。當日日記雲：“李宗仁自動競選副總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統，其用心可知，但餘反因此而自慰，以為無上之佳音。只要能有人願負責接替重任，餘必全力協助其成功，務使我人民與部下皆能安心服務，勿為共匪乘機擴大叛亂則幸矣。”這是蔣介石日記中關於胡適競選一事的最初記載。

軍統兩封情報促蔣深思

就在李宗仁建議胡適參加競選總統之際，軍統送呈的兩封電報促使蔣介石就此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一封情報是軍統局次長鄭介民的報告。該報告稱：1月13日晨，《大公報》的胡霖通過電話請求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談話，司徒當即邀胡於當日中午至大使館午餐。午餐時，胡霖自稱代表上海文化教育界、銀行界、商界，約六十餘人建議：“值茲全盤混亂，局勢動盪之時，同人等不願共產黨成功，但因目睹政府環境惡劣，擬請蔣主席下野，以六個月為期，在此期內，政府由張嶽軍負責支撐，未識大使意見如何？”司徒答稱：“此事須本人請示美國政府，並請將此項意見用書面寫出，俾作根據。至本人私人意見，蔣主席斷不能下野，下野則全國必混亂不可收拾。”談話時，傅涇波在座。14日，傅將談話情況面告鄭介民。鄭即將有關情況向蔣彙報。

對此，蔣介石極為憤恨。他在日記中大罵胡霖“本陰險政客，萬不料其卑劣無恥至此，是誠洋奴成性，不知國家為何物”！由此，他進一步指責一般知識分子和名流嚴重喪失“民族自信心”，“均以洋人為神聖，國事皆以外國態度為轉移。”不過，他並不準備妥協，日記雲：“若不積極奮鬥，何以保種與立國也！對於此種陰謀，惟有置之不理，以不值一笑視之！” 19日晚，蔣介石思前想後，不能成眠。第二天，繼續思考，認為胡霖等人的行為是“告洋狀”，其目的在於“急欲推倒中央政府以為其自保地步”，進而想到文武官吏普遍悲觀、消沉，沒有人相信他的必可“平定匪亂”的保證，在日記中憤憤地寫下了“殊為可痛”四字。

另一封情報是1月13日軍統上海站的密函，該函報告稱：美政府有力人士正醞釀一項希望蔣介石“讓位”的運動，其理由為：1、蔣介石本有三張牌，即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現在三張牌均已出盡，但“政府之貪汙無能，更有加無已”，“故中國今後如不有改轅易轍、大事更張之辦法，實難有改進復興之望。”2、蔣介石主政二十年，“思想陳舊、性復固執，且極易受人之包圍，不能發揮有效之力量”，“故中國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責任，實應由蔣主席負之”。

這一封情報向蔣介石傳達的資訊是：美國人對蔣介石嚴重不滿，準備“換馬”。這對蔣介石不能不是嚴重的刺激，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視。1948年1月17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提出，擬作“讓賢選能”的準備，在國民大會召開時，本人不加入競選，“交出政權”，推出國內“無黨派名流”為“大總統”，自己暫任參謀總長，以協助繼任者。這一則《反省錄》顯然是在得知美國準備“換馬”之後的對策。他準備讓出總統名位，改任參謀總長，以便牢牢掌握所有國家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軍權，繼續指揮“剿共”。

廬山決策：“推胡適以自代”

儘管蔣介石認為胡霖等人的行為“不值一笑”，然而事實上，他不能不重視。2月10日為農曆戊子年除夕，蔣介石和宋美齡於8日相偕赴廬山休息。這時，上海接連發生同濟大學學生圍打市長吳國禎，舞女千人搗毀上海市政府社會局，新申紗廠工人罷工等群體性事件，使蔣介石痛感“事業日艱，經濟困窘，社會不安”，尤其使他揪心的是百姓和幹部“對領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

上廬山之後，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巨大困難又擺到了他面前。2月18日，蔣介石接到顧維鈞和新近赴美的中國技術團團長貝祖詒的電報，得知美國總統杜魯門已向國會提交五億七千萬美元的經濟援華法案，其中五億一千萬元用於購運必需物資，減輕日趨嚴重的經濟形勢，其餘六千萬元用於恢復運輸、燃料、電力及輸出工業。19日，司徒雷登為此發表宣告(《告中國人民書》)，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國民黨的統治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評，如“把他們政黨和他們個人利益置於受難人民的利益之上”，“對於他們的黨抱著非常狂妄的忠誠，絕不容忍其他一切的政治信仰，他們所用的方法非常殘忍”，並且含蓄地批評國民黨的“極權制度”，“有獨立思想的人，不是屈服於思想統制，就是被迅速清除”。這些尖銳批評使蔣介石如芒在背。20日，蔣介石日記雲：“聞美大使司徒昨日因其援華借款提交國會而又發表其侮華、背理、荒唐之宣言，可痛極矣。”

當時，國民黨在東北戰場接連失敗，使蔣介石極度焦慮不安。前線兵力不足，連子彈都極感匱乏，蔣介石固然需要美國的經濟援助，但更需要的是美國的軍事，特別是軍火援助。美國國會議員中如周以德等人就主張以援助軍火為急務，但馬歇爾就是不同意，要蔣介石用外匯購買，使他極為惱火。

2月26日，蔣介石接到張群電話，告以上海謠傳蔣介石在廬山被刺，繼而謠傳蔣介石辭職，“人心惶惑，物價飛漲，美鈔一元已漲至法幣30萬元。”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和宋美齡遊覽廬山名勝觀音橋，途中做出決定：

今日形勢，對外關係，只有推胡適以自代，則美援可無遲滯之藉口。黨內自必反對，但必設法成全，以為救國之出路。

這段文字記載於蔣氏《事略稿本》，將蔣介石推薦胡適參加總統競選的目的講得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贏取美國好感，改變美國人的印象，以便在獲取美援的過程中少一點阻礙和困難。

蔣介石擬退任行政院長，掌握軍政實權

1946年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採取內閣制，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對立法院負責”。至於總統，雖位居“元首”，對外代表國家，但只是“虛位”，對其權力有若干限制。這些限制，自然為酷愛集權於一身的蔣介石所不願、不喜。

蔣介石決定推薦胡適競選總統，擔任“虛位”元首的同時，仍在為自己當選總統做準備。

3月20日，蔣介石約集陳立夫、陳布雷等人開會，“指示國大代表資格與憲法及授權總統案之方針，分別與各方接談。”其中的“授權總統案”，結合後來張群等在國大提出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顯然其目的在於擴大總統權力，也說明蔣介石並不想真正讓出權力，其內心深處，還是準備自己當總統。

3月26日，蔣經國上書蔣介石，聲稱蔣出任總統，已經是一件“極其自然”之事，但本人仔細考慮之後，認為蔣以“謙辭總統，退任行政院長”最為適宜。其理由有三點：第一，足以表示在共亂未平前，對國家政治之負責精神。第二，足以表示對全國擁戴出任總統之謙讓精神。第三，可以避免行憲初期五院間之糾紛。

蔣經國估計，由於“全國民意均一致擁戴”，蔣介石一定會當選總統，主張蔣在當選後“謙辭”，退任行政院長，而另以一德高望重之元老出任總統。他解釋說：“如能在行憲初期，大人出長行政院，使五院之間有一中心，不獨可避免五院間之糾紛，並足為行政、立法之間樹一良好基礎，永奠國家政治之安定。”

孫中山提倡“五權憲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種權力互相制衡，蔣介石早就認為，五院制乃總統集權制之下方得實行，否則未得五權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牽制糾紛之病。蔣經國之所以勸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其意在於使蔣成為“五院”的“中心”，仍收“總統集權制”之效。

蔣介石最初的想法是，如胡適競選總統成功，他自己出任“參謀總長”，掌握軍權;讀到蔣經國的信以後，他的想法變為改任“行政院長”，掌握包括軍權在內的全部行政權力了。

蔣介石請胡適出來競選

蔣經國上書之後，蔣介石繼續思考“總統、副總統的人選”問題。其3月27日所書《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第8條為：“不任總統之影響與國家利害之研究”;第9條為：“胡適任總統之利弊”。說明他仍有某種猶豫。

29日，國民大會開幕。30日，蔣介石約王世傑談話，坦率說明：在現行憲法之下，自己如擔任總統，將會受到很大的束縛，不能發揮能力，戡亂工作將會受到很大影響。蔣要王向參加大會的胡適傳話——本人“極願退讓”，不競選總統，提議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自己願任行政院長，“負責輔佐”。

胡適聽了王世傑的傳話之後，認為“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他並表示：“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王世傑就此鼓勵胡適“拿出勇氣來”。胡適當日在日記中寫道：“但我實無此勇氣。”

第二天，胡適與王世傑、周鯁生談了三個小時，仍覺“沒有自信心”。當晚8點1刻，王世傑來討回信，胡適表示“接受”。他要王轉告蔣介石：第一，請蔣考慮更適合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蔣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 4月1日晚，胡適往見王世傑，聲稱“仔細想過，最後還是決定不幹。”他說：“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國民黨長期實行黨治，以黨治國，推行一黨專政，因此，以國民黨黨魁擔任國家元首是常規，至少，也必須是國民黨員。現在，擬由無黨派人士競選並擔任總統，自然是對於“一黨專政”制度的區域性修正。胡適之所以肯定蔣介石的建議是“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其原因即在此。

3月31日上午，蔣介石繼續研究推舉胡適為總統的“得失”及其與“國家之利害、革命之成敗”的關係，日記自稱在做了“徹底考慮”之後，“乃下決心”。當晚，蔣介石得知胡適接受推選，很高興，立即召見陳布雷，詳述旨意與決心，命陳先行告知戴季陶與吳稚暉二人，不要反對。他說：“此乃黨國最大事件，餘之決定必多人反對，但自信其非貫徹此一主張無法建國，而且剿匪、革命亦難成功也。”

次日，陳布雷來報：戴季陶主張總統不得退讓，“否則國基、民心全盤皆亂”;吳稚暉則贊同蔣的主張。蔣介石當晚與戴季陶約談1小時多，終於將戴說服。

提議胡適競選，蔣介石意見遭黨內否決

4月4日，蔣介石召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討論總統、副總統提名問題。蔣在會上宣稱自己已決定不參加總統競選，最好由本黨提出一黨外人士為候選人。此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1、富有民主精神。2、對中國之歷史文化有深切之瞭解。3、對憲法能全力擁護，並忠心實行。4、對國際問題、國際大勢，有深切之瞭解及研究。5、忠於國家，富於民族思想。

這5條几乎是按照胡適的情況量身訂做的。蔣介石接著聲稱：這是他數月以來深思熟慮，基於革命形勢所得出的結論。“今日宜以黨國為重，而不計較個人得失，以達成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為民主憲政奮鬥之本旨。”

當日，除吳稚暉、羅家倫等少數人外，大部分人都不贊成蔣的意見。會議一直開到晚上7點，蔣介石再次發言，警告稱：全會如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則“剿匪”不能成功，本黨且將於二年之內蹈襲民國二年整個失敗的悲慘命運。會議仍然無人響應蔣的意見，不得已，決定將此案移交中常會討論，做出決定後再向全會報告。

4月5日晨，蔣介石先後約陳布雷、白崇禧、張群等人談話，商談總統候選人人選。蔣特別要張群在中常會上“作最後之奮鬥”。當日中常會開會時，爭論激烈，張道藩、谷正綱和與CC繫有關係的常委主張蔣繼續做總統。張道藩聲淚俱下地表示：“任何事情，我們都要堅決服從總裁指示，只有這件事情不能服從。”張群則發言稱：“總裁併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並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只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他自然不願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如果常會能提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願意當選總統候選人的。”會議因而決議，推張群、陳布雷、陳立夫三人於中午向蔣徵詢意見。

下午，陳布雷向會議彙報稱：如果能提出一套補救辦法，則總裁仍願出任總統候選人。王寵惠當即提出，避開憲法的有關規定，賦予總統在特定時期的緊急處分權力。陳布雷隨即提出一份“決議文”，宣稱根據“國家當前的形勢，正迫切需要總統的繼續領導”，建議在本屆國民大會中，增加“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

當日中午，蔣介石即囑咐王世傑往見胡適，告以情況，前議作罷。日記雲：“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為餘一生對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之外，並無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餘之要求為總統候選人之經過也，故於其並無所損耳。” 8日，蔣介石邀胡適吃晚飯，再次致歉。他告訴胡適：“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對蔣稱：“黨的高階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介石一再要胡適組織政黨，胡適答以“我不配組黨”，建議蔣將國民黨分化為兩三個政黨。

4月6日，國民黨中常會向六屆臨時中央全會提出《研究報告書》，推薦蔣介石為第一屆總統候選人。會議決定，擁蔣參加競選，但黨不提名，國民黨黨員中的國大代表可依法聯署提名，參加競選。同日，國民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其後，吳稚暉、于右任、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王雲五等一百餘人發起，共1489人聯署，推薦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至此，蔣介石的參選已成定局。

蔣介石當選總統，權力不受憲法限制

競選在即，蔣介石對擴大總統權力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極為重視。4月9日，蔣介石親自找民社黨領袖張君勱談話，要他支援。張猶豫，蔣即答應給民社黨以經濟協助。16日，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條款”審查會，討論終日，青年黨強烈反對，迫使蔣介石兩次召見該黨黨魁曾琦，“好言婉勸，百端忍受”，一直談到深夜10時，才得到曾琦的“半諾”。

4月18日，國民大會公告，以蔣介石、居正為總統候選人。同日，國民大會開會，討論莫德惠等1202人提議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時，可以“緊急處分”。這樣，總統的權力就不受憲法相關條款的限制，前所未有地擴大了。蔣介石日記稱，討論時：“情緒之緊張已達極點，幸事前佈置，反對最烈者或以餘在座，皆略申其意，未作激辯，卒至12時1刻，三讀會通過，國大最大功用已經完成矣！”

19日，蔣介石在出席代表2734人中以2430票當選，居正因蔣事先作了安排，得269票，沒有全失體面。

蔣介石推出胡適競選總統，本意之一在於做給美國人看。但司徒雷登很快就看出其中的門道來了。4月6日，司徒向馬歇爾報告，認為這是“一個巧妙的政治手段”，其後果是“確定了他的總統的地位，獲得了國民黨內對他的領導的擁護，擴大了他的權威”。

在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司徒雷登立即看出了這一條款將“給予總統以實際上無限權力”。4月23日，在蔣介石被選舉為總統之後的第4天，他向馬歇爾報告說：

他堅持著一種摧毀他自己的目的的政策。我相信他不是為了自私的動機而求獨裁的政權，但堅持這樣做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國家。在他領導之下，事情越是惡化，他越是感到必須負起整個的重擔。

不管蔣介石怎樣企圖為國民黨政權裝點民主的花飾，司徒雷登的失望之情與日俱增。在他眼裡，蔣介石所追求的是擴大權力，國民黨不是在走向民主，而是在進一步走向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