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歷史上張騫出使西域與漢武帝的求仙動機

：張騫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鑿空”以示張騫開拓之功，此後“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漢武經營西域無疑有“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的軍事用意，通西域的這些動機已成史家定論，但這並不排斥存在其他動機的可能性。因為人的行為動機本身就具有複雜性，有的明晰，有的潛隱。而帝王的動機由於隨時可以上升為國家意志、體現在經國方略上，私慾不得不被緣飾得冠冕堂皇而變得越發複雜，但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我們仍然能夠推斷出這類潛在動機。漢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軍事的考慮，也有其私慾——求仙的考慮。

首先，漢武帝出生在一個神仙信仰瀰漫朝野的環境中，這是他一生熱衷求仙的社會基礎。神仙之說起於齊燕，“自(齊)威、(齊)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贏洲。”此後神仙之說在秦漢之際發生了些許變化，彼世的蹈虛色彩漸變為現世的長生期許。秦始皇稱帝后，曾“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的熱鬧場面。經過齊威、齊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張揚和東方齊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學說蔓延開來。“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讓人“苦身勞形……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可見其對漢初社會的影響之大。漢初盛行的黃老思想也與神仙學說有著扯不清的關聯，“黃老起於齊，神仙之說與黃老通”。漢景帝時期，黃老之學儼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課，“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而此時的漢武帝正處於青少年時期。

其次，漢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齊學。而齊學的根底為鄒衍之學，“衍之學蓋陰陽五行家言，齊之儒者多承其緒餘。”漢武帝之世，表彰五經，外攘四夷，內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性格。基於這種性格漢武帝一直對祥瑞、符驗、占卜、巫蠱很感興趣，這在《孝武帝本紀》《封禪書》《龜策列傳》中有大量記載。對待生死，漢武帝一直缺少達觀的態度，渴望長生的動機伴其一生。為此漢武帝曾張揚祭祀，據《漢書·郊祀志》載，漢武帝祭祀的次數和規模遠遠多於其他任何一代漢帝。少翁、欒大、公孫卿等方士先後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漢武帝的恩寵。谷永在《諫成帝微行》中有這樣的描述：“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採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數者以萬數。”

漢武帝渴望長生，企慕仙人的動機甚至影響到當時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禪。錢穆先生認為：“武帝封禪最大動機，實由歆於方士神仙之說而起也。”其二是年號的設立。年號創始於“獲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疇。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後來定這一年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過去的18年劃分為三等份，分別名曰“建元”、“元光”、“元朔”。“獲麟”之後的第七個年頭，在汾陰又掘得一個大鼎，遂改元為“元鼎”。獲麟、得鼎，漢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顧，故有改元之舉。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漢七年級直沿用秦之《顓項歷》，元封七年(前104)，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上書改正朔，漢武帝企慕“黃帝合而不死”的傳聞，改元“太初”，以建寅月為歲首，服色黃，《太初曆》由此產生。如呂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後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則又在其後，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蓋全惑於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終武帝世，方士之所費，蓋十倍於秦始皇。”在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後都隱藏著漢武帝的求仙動機，溝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