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京字第一號”證據是如何儲存下來的

生前居住在南京市四條巷的吳旋(原名吳連凱，1998年在南京去世)，曾經為了儲存一本記憶體16張照片的灰黃色硬皮相簿，提心吊膽地度過了2000多個日日夜夜！

那年吳旋才18歲，為了謀生，他參加了“汪偽交通電訊集訓隊”。日本教官和政訓員嘴裡喊著“中日親善”，卻常常對學員們惡語中傷、拳打腳踢。吳旋和100多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白天學發報、學旗語、學架線，夜晚就睡在市中心毗盧寺內的佛堂裡。

那天早晨，還沒有吹起床號，吳旋就小跑著穿過綠竹掩映的小徑，直奔後院的廁所。走進禪院低矮的茅房，他發現在磚牆腳下的茅草叢中，有一個灰濛濛的東西。

這是一本用硬紙裝訂的巴掌大的相簿。翻開第一頁，吳旋不由得毛骨悚然、頭皮發漲：原來相簿的右上角寫著一個很大的空心字“恥”，“恥”字下面是一柄帶血的刺刀，刀尖對著鮮紅的心臟，心臟被刺穿了，鮮血淋漓！往後翻，是一張又一張的照片。吳旋的心震顫了，他的手在發抖，連上廁所也忘記了。16張二寸半大的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揮刀殺人、開槍打人、端槍刺人、挖坑活埋、姦淫婦女的慘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揚威地嬉笑著，而中國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著頭，面對侵略者的刀槍，木然地等待著汙辱和屠殺。

他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記憶猶新。

吳旋突然意識到了什麼。他朝四周看了看，沒有人，於是忙把相簿塞進懷裡，又用手在夾衣外面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厲害。

時隔半個多世紀，他才得知，原來，1938年1月的某天，經歷了6周瘋狂血洗後的南京城，剛剛恢復社會秩序。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2005年2月5日，因病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逝世)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為了儲存這些照片，他精心裝訂了一個小相簿本子，挑選出16張血腥屠城的真實照片貼上去，並在封面上畫了一幅圖：左邊畫了一個深紅色的心臟，中間畫了一把刺進心臟的利刃，滴著鮮血，右邊用紅色寫了一個空心美術體的、正方形的“恥”字，在字下面還畫了一個問號。為了悼念死難的同胞，他又特地將心臟、利刃、“恥”字的四周勾上黑邊。他當然知道私藏這些日軍暴證的照片是要被殺頭的，但為了將來有一天能用這些證據控告侵略者的瘋狂罪行，為被日軍殺害與侮辱的千千萬萬中國同胞討回公道，報仇雪恨，他必須這樣做！他小心翼翼地將這本相簿儲存了兩年。

1940年5月，17歲的羅瑾為了餬口，考進了汪偽政府的警衛旅直屬通訊隊，與吳旋成了同學。

羅瑾以為這兒較安全，就將相簿藏在自己的床下。1941年初的一天，同在毗盧寺內培訓學員的偽憲兵二團為迎接汪精衛來訓話，在檢查中發現了一顆來歷不明的手榴彈，於是在全寺進行了大清查。羅瑾為逃避搜查，緊急之下在茅房的磚牆上掏空一個洞，將相簿塞進去，糊上泥巴。豈料幾天後發現相簿竟不翼而飛。為了防止意外，羅瑾從此逃離南京，隱居在福建省大田縣。

……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風聲小了一些。1941年秋天，集訓隊的學員即將畢業分配。

還沒有吹起床號，吳旋就起來了，他裝作整理衣物，將這個相簿塞在小皮箱的底層，上面是書和新買的衣服。吃過早飯，他來不及和同學們一一告別，便提著那隻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離開了毗盧寺，騎上自行車到了通濟門。這時，他的一顆繃緊的心才放鬆，他覺得自由了。

從此，這本血跡斑斑的發黃的相簿一直藏在他的小皮箱裡。有時夜深人靜，他也會關好門窗，開啟箱鎖，從衣服底下拿出來翻看。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這個青年人的心。

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8年浴血抗戰終於獲得最終勝利，全國各地立刻掀起狂歡的熱潮。國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電文後，蔣介石即電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指示六項投降原則，並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接受日本投降。

8月21日，中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在這裡，日本侵略軍的降使低下了他那傲慢的頭。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一行8人，從漢口登上一架漆皮脫落的專機，按照中國政府規定的路線前往湖南省芷江，這就是永載史冊的“芷江受降”。

27日上午9時20分，在中國軍隊副參謀長冷欣(1987年2月6日，因心肌梗塞、肺衰力竭，於下午3時45分病逝於臺北，享年87歲)中將率領下，國民黨新六軍157名官兵帶著無線電臺1部、指揮車兩輛，搭乘7架美軍軍機從湖南芷江起飛，赴寧設立“中國陸軍總指揮部前進指揮所”。

下午2時40分，飛機陸續抵達南京上空，為了讓官兵們好好看看自己昔日的國都，飛機並沒有馬上降落在光華門外大校場機場，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盤旋了三圈。據冷欣後來說：“當飛機到達南京上空，盤旋下降時，俯瞰南京全城，河山雖然依舊，卻是滿目瘡痍……因此又想到總理陵墓，別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更加令官兵們感動的是，機場附近的居民見到闊別8年的中國飛機和中國軍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齊擁向機場的外壕邊，瘋狂地揮舞著草帽頭巾，向他們致意。一些農民甚至涉著齊胸的泥水越過壕溝，將自己準備的飯菜、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給每一位官兵，官兵們也不顧農民們渾身的髒水和泥巴，和他們緊緊擁抱。一些士兵流著淚說：“老鄉，我們對不起你們，讓你們被日本鬼子欺負了8年……”“老鄉，我們來晚了……”

中國軍隊讓日軍降下了日本國旗和偽滿軍旗，南京全城升起了中國軍隊的旗幟。

冷欣等人下飛機後，驅車前往華僑招待所，當晚即在此設立前進指揮所。據冷欣回憶：岡村寧次曾表示“上將例不拜中將”，拒不主動會晤冷欣。經冷欣指示副官多次據理交涉，一直到深夜，岡村寧次才終於同意來拜。只此一點，足見日軍的驕狂。

回到南京後，冷欣還去中山陵拜謁了孫中山先生的陵園。前進指揮所從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上午9時許，中國戰區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結束，前後存在雖然只有十多天時間，但卻在與岡村寧次會談、傳達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命令，以及籌備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

三

戰爭已經結束，對於戰爭罪犯，對於他們犯下的包括屠殺、虐待俘虜在內的種種罪行，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時候了。1945年11月6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了處理日本戰犯的最高機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由此拉開了審判日本戰犯的序幕。從12月16日起，北平、瀋陽、南京、廣州、濟南、漢口、太原、上海、徐州、臺北等10個城市，先後都設立了專門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任命有“福建才子”美譽的石美瑜(1992年在美國去世，享年84歲)為庭長，王家楣為主任檢察官，李波、徐乃堃、高碩仁、施泳等為檢察官，陸起、李元慶、林建鵬、葉在增、李建中、龍鍾煌、張體坤等人為法官，審判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和從全國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戰犯。

4個月後，法庭改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石美瑜被蔣介石正式任命為少將庭長。

10月3日晚上，一輛黑色的囚車尖叫著駛入紫金山下的“國防部戰犯拘留所”，從上海被押解到此的，是南京大屠殺的主犯、前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神情沮喪、滿面愁容的谷壽夫在走進拘留所的時候，居然向時任所長的文瑞華露出諂媚的笑容。這一瞬間的醜態，反映出這個曾經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對於中國人民的審判，其實是充滿恐懼的。

谷壽夫是日本福岡縣人，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他曾作為軍事研究生赴英國留學3年，出任過日本駐印度武官，長期在日本軍界任職。由於他做事手段凶狠，效忠天皇，所以其軍階得以步步晉升，1930年任少將，出任日本東京灣要塞司令官，後又出任第六師團師團長。

1937年七七事變後，谷壽夫率第六師團從日本熊本出發入侵中國華北。同年12月13日，他又率師團從南京中華門攻入市區，開始了震驚世界的瘋狂大屠殺。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兼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鬆井石根(1948年11月12日，東京軍事法庭判處其絞刑，並於同年12月23日執行)對谷壽夫所謂的功績大加讚賞。日軍侵佔南京的6個星期內，公然違反國際公約，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大肆屠殺城內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達30萬人以上，數以萬計的婦女被強暴，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築遭毀壞，公私財產損失難以計數，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1937年底，谷壽夫被調回國內，不久被任命為日本中部防衛區司令官，1939年9月轉入預備役。1945年8月12日，谷壽夫再次被其主子重用，任命為日本第五十九軍司令官兼中國軍管區司令，但未及赴任，便傳來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訊息。

谷壽夫於1946年2月2日在東京被捕，關押在巢鴨監獄，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認為乙級戰犯。根據國際慣例，甲級戰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乙級、丙級戰犯則直接由受害國家的法庭審判。在中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國民政府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將谷壽夫引渡到中國，交給中國的軍事法庭審判。

1946年8月1日，戰犯乘坐的飛機從東京羽田機場起飛，降落於上海西北角的大場機場。剛上任不久的“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又稱第一綏靖區司令部軍事法庭)庭長李良即派令主任書記官李業初率憲兵若干人，用一輛十輪軍用道奇大卡車到飛機場等候。

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

下午6時，一架美國飛機在大場機場徐徐降落，谷壽夫和前侵華日軍第十師團長、香港“總督”磯谷廉介(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被押解來華。谷壽夫中等身材，頭戴禮帽，身穿綠色軍服，腳穿黑皮鞋，手提一隻小皮箱，神情沮喪地在美軍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同機押解的士兵用鑰匙開啟銬在他手上的手銬，然後由上海軍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銬將其銬好，乘上道奇大卡車，在憲兵押解下，來到江灣路1號的上海軍事法庭，由法庭驗明身份，辦畢相關手續後，再押至提籃橋監獄(現為上海市提籃橋監獄)關押。抗日戰爭勝利後，監獄內一幢原來專押外國籍犯人的監樓(與關押中國犯人的華人區域分門進出)被盟軍借用，從1945年12月起成為專門關押日本戰犯的場所，對外稱“上海戰犯拘留所”。當時，從日本引渡到中國的日本戰犯大多關押於此，然後根據審判的需要，再從提籃橋監獄移押他處。

兩天以後，即8月3日，上海軍事法庭對他進行了訊問。老奸巨猾的谷壽夫在回答問題時避重就輕。當法庭問起他的經歷和幾次侵華路線時，谷壽夫侃侃而談，說得很清楚。但當法庭問到他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情況時，他則時而裝糊塗，時而又說沒有聽說過，還推脫說：“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蕪湖，在南京只有一個禮拜，沒有聽說屠殺訊息。”如此等等。

戰犯處理委員會第38次常委會認為，谷壽夫系“南京大屠殺”之要犯，決議“移本部軍事法庭審判”。第一綏靖區司令部軍事法庭接到命令後，特派該庭副官劉珊率特務營班長和6名士兵，將谷壽夫從上海押至南京。

四

古老的石頭城怒吼了！號召揭發谷壽夫部隊罪行的佈告貼滿全城。人頭湧動著，人潮咆哮著。慘遭日軍燒殺搶掠的南京市民，成群結隊地湧到臨時調查庭，哭訴埋藏了近10年的血和恨！

街頭貼出了政府的佈告，號召市民們檢舉侵華日軍蹂躪無辜中國人民的罪行。為歡慶勝利已改名為吳旋的吳連凱，在佈告下站了好久。

第二天一早，他從皮箱底下取出那本收藏了6年的相簿，小心翼翼地藏進懷裡，送到新街口的南京市臨時參議會。

一位40多歲的中年人把他迎進接待室，問：“你有什麼事？”

“我有日本人大屠殺的照片！”吳旋邊說邊從懷中哆哆嗦嗦地拿出來，恭恭敬敬地捧到他面前：“這是我冒著危險儲存下來的。”吳旋把這本相簿的來歷說了一遍。

那人顯得很高興和激動，連聲說：“好！好！珍貴！珍貴！”

——光禿禿的樹旁，腳穿馬靴的一個年輕日本兵舉起了軍刀。軍刀下，一個裸露出肩膀的中國人跪下了，日本兵在狂笑！

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

——戴著白手套的一隻右手握著長長的軍刀，戴著白手套的一隻左手提著一顆中國人血淋淋的頭顱！這個矮矮胖胖的日本軍人顯得很得意，那顆被割下了的頭顱雙目怒視，咬牙切齒！

——竹籬旁的兩棵碗口粗的樹幹上，捆綁著兩位中國青年。一個日本兵用手揪著中國青年的頭髮，另一個日本兵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向中國青年的胸膛猛刺！

——這是一張活埋同胞的照片。幾十個日本兵圍著一個新挖的很大的土坑，土坑中已經推下了好些被捆綁著的中國人。遇難的同胞有的側著身子倒下了，有的低著頭，土已埋了半身。一個長頭髮的中年男子被反綁著手坐著，一臉悲憤！

——這是不堪入目的鏡頭。一名中國女子被剝光了衣服按在地上……

參議會那位中年人每看一頁，都驚駭地抽一口冷氣。白皙的臉更加蒼白了。“你把這本相簿的來歷寫一下，我們馬上呈到軍事法庭去！”他說著拿來了公文箋和一支鋼筆。他請吳旋在長方桌旁坐下：“慢慢寫，寫得詳細點。” 吳旋鋪好紙，寫下一頁半流利的行書：

為呈獻南京大屠殺案敵寇罪行照片事

竊民於民國廿六年日寇發動淞滬之戰未幾而攻陷南京時，民僅十五歲，且阻於交通，躲避難民區。時有洪姓(應為羅姓)學友于南京開設照相館，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該館洗印，俾作“勝利”之誇口。該同學懼其淫威，不能拒絕，乃同時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張，多為敵兵之罪行，或以殘殺我同胞為笑樂，迄今視之，猶有餘悸，其後洪某(羅某)以日兵搜尋，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經無數困苦，始終未忍遺棄，以便將來供與敵人清算之資料。勝利以來，此十六張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聞貴會有蒐集敵寇罪行、偵訊戰犯用，特將該項材料檢出，請代送有關機關，使殘暴敵寇得以明正典刑。並請審訊完畢仍將原片賜還，以作紀念，實為德感。

謹呈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

附呈照片冊一本照片十六張

吳旋 謹呈

住址：四條巷小楊村六號之二吳旋

呈文的末尾，吳旋按了一個很大的手印，那手印像一攤血。

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

當天，南京市臨時參議會祕書處作為急件寫成公文：

……據市民吳旋呈稱：旋在民國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當由友人處獲得敵寇自行拍攝之日軍殘殺及姦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冊，共十六張，現聞日寇戰犯已引渡至京審訊，特呈請轉送有關機關備作證據等情，查該項照片確係日寇施行暴行所自攝，而足為證實戰犯罪行之鐵證用，特抄具原呈，連同照片送請查照附作物證之一部，至將來審訊定讞以後仍希將原件賜擲，以便檢還為荷！

此致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冊計十六張

祕書長：肖若虛

五

1947年2月6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南京市黃埔路(中山東路口)“勵志社”(現為鐘山賓館)黃埔廳大禮堂，對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開庭公審。

中國人民久已盼望的一天終於來到了！

幾天後，一位在國防部工作的鄰居高興地跑來對吳旋說：“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交上去的照片和材料在法庭上作為指控的‘一號證據’出示，日本人看後嚇得臉都變白了！”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1946年11月《關於協助調查南京大屠殺案經過概述》中說：“本會所蒐集之大屠殺照片十六幀，據報紙所載，谷壽夫被偵訊時，曾見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

而作為審判長的石美瑜則奠定了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實。如今海內外記述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以及中國內地相關愛國主義教材的內容，大部分是在他手上搜集和整理的。他的審判技巧嫻熟，手段獨特，使對手不得不低頭認罪;他的判詞文筆犀利，被譽為“刀筆精華”，並被收入英、美等國博物館，更成為經典的歷史文獻。

在“華東照相館”裡，年方15歲的學徒工羅瑾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沖洗兩卷120“櫻花牌”膠捲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姦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儲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30多張。

在鐵證面前，谷壽夫只得俯首認罪。也許是預感到了末日將至，行刑前不久，他借來剪刀，剪下了自己10個指頭的指甲和3束頭髮，裝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裡，留給家人，並寫下絕命詩：“櫻花開時我喪命，痛留妻室哭夫君。願獻此身化淤泥，中國不再恨日本。”

3月10日，法庭即將做出莊嚴的判決，吳旋吃過早飯就趕到了“勵志社”大禮堂。誰知從四面八方湧來的人早已佔滿了2000多個旁聽席，連院子裡也是人頭湧動，他只好和許多人一起站在大門外，靜靜地從大喇叭中聽著庭審的實況。

終於，喇叭裡傳來了石美瑜庭長鏗鏘有力地宣讀《戰犯谷壽夫判決正本》的聲音。根據《海牙陸戰規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作出判決：“谷壽夫在作戰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強姦，搶劫，破壞財產，處死刑。”

頓時，整個法庭內外歡聲雷動，幾乎所有的人全都霍然起立，縱情歡呼。許多人更是喜極而泣、淚水橫流，感激為中國人民和人類和平伸張正義的法官和檢察官們……

六

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的末日到來了！

這一天，金陵古都萬人空巷，從中山東路出中華門到雨花臺刑場的幾十里長街兩旁，10多萬市民扶老攜幼、人山人海，幾乎阻斷了通行的道路，大家都來爭看屠殺中國人民的罪魁禍首——谷壽夫應得的下場！如果沒有數以千計的中國軍警奮力疏導阻擋，他恐怕到不了刑場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撕得粉碎，踩成肉糜。

上午10時許，谷壽夫被從“國防部戰犯拘留所”提出，最後一次押上法庭。他身著草青色軍呢便服，足穿黑絨棉鞋。監刑法官葛召棠依法驗明正身，檢察官陳光虞按照慣例，問明姓名、年齡、籍貫後，把3封家屬來信交給谷壽夫閱讀，並給予紙筆，命其覆信。谷壽夫緩緩抬起戴銬的雙手，吃力地從口袋裡掏出事先縫好的一個白綢小口袋，遞給檢察官，低聲請求說：“袋裡面裝有我的頭髮、指甲和一首詩，請先生轉寄東京都中野區富士町53號我的家屬，讓我的身體髮膚迴歸故土。”檢察官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接受了他的小口袋和請求。

片刻後，葛召棠宣佈：“戰犯谷壽夫，今天對你執行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此刻，谷壽夫已是面如死灰，還沒有反應過來，即被憲兵押上囚車。

吳旋早就等在刑場了。他要親眼目睹這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的末日，更要傾吐出那一腔積沉在心中10年的怨仇和憤恨！他永遠也忘不了1937年12月13日後那一段腥風血雨的日子。

警笛一路長鳴，囚車前後都有憲兵把守，車廂兩旁，懸掛著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巨幅照片。吳旋定睛細看，有好幾張都是他呈交上去的！

當憲兵將谷壽夫架下刑車時，這個昔日凶殘狠惡、不可一世的殺人魔王卻爛如泥團，腿軟臉白，不能舉步，押解的法警只能將其拖著進入刑場，走到指定的行刑地點，使其面朝中華門跪下。

隨著“砰”的一聲槍響，谷壽夫終於在其屠殺中國人民的地方結束了罪惡的一生。隔天，《中央日報》報道稱：

(26)日上午11時30分，特由該庭將被告谷壽夫驗明正身押送雨花臺刑場，依法槍決。行刑槍手為國防部警衛第一團班長洪二根，在圍觀市民的歡呼鼓掌聲中，一槍斃命，子彈自後腦進，面部出，倒地時臉朝天，口鼻均流血……昨日，此不可一世之殺人魔王，神色黯然，重臨舊地，獲得其應得的報應，雨花臺畔，一抹黃土，作為其長眠懺悔之所。

“京字第一號”證據，儲存了一個民族的悲情記憶，祭奠了古都30多萬屈死的冤魂，見證了中國人民懲處日本軍國主義的正義之舉，更昭示了中國近代百年抗擊外國侵略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的輝煌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