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與謊言 40年來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

無論承認也好，否認也罷，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以及大半個世紀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犯下的種種暴行，都已被永久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之上。

為打賭而去殺人的兩個日本軍官

1971年8月，《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報紙上開了個專欄，名字叫《中國之旅》。他在專欄中大量披露侵華日軍當年的暴行，當然，也少不了發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殺，其中引起最大反響的一樁，是“百人斬”殺人比賽。

當年參與進攻南京城的侵華日軍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後，用日本刀進行虐殺中國軍民的比賽，最後還拄著刀拍了一張合影，發給《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旁邊註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樣，意思是向井殺人更多，更勝一籌。

這起事件在當年充滿戰爭狂熱的日本國內，一時成為街知巷聞的“美談”，他們甚至跑去日本各個學校去演講，名聲非常響亮。但是天網恢恢，抗戰勝利後，盟軍根據《東京日日新聞》等日本報紙的報道，將兩人抓捕歸案，押送回南京公審，1948年初在中華門外雨花臺下由中國憲兵執行槍決，以告慰南京千萬亡靈。

兩個狂妄的戰爭屠夫死有餘辜，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圍繞著“百人斬”暴行以及整個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風風雨雨，卻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後開始發酵，時至今日，在中日之間乃至日本國內，仍然爭訟不已。

肯定派VS否定派

二戰結束後二十多年裡，一方面中日兩國都埋頭國內重建與復興，一方面朝鮮戰爭爆發，冷戰格局形成，從東亞到整個世界，意識形態衝突長期掩蓋民族間的宿怨。南京大屠殺這樣特殊的歷史事件，一時並沒有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議題，更從兩國普通公眾的日常意識中淡出。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單純以意識形態劃分東西方陣營的世界格局出現鬆動，在日本國內，對過去戰爭時期發生的人間慘劇，才有了更多的議論。

本多勝一的《中國之旅》專欄開始連載後，很快引起日本輿論轟動，不少侵華戰爭親歷者紛紛投稿，把自己親見親聞的屠殺細節公佈了出來。

但挑戰的聲音隨之而來。比如評論家山本七平、作家鈴木明便發表文章，從幾個方面竭力論證：用日本刀搞“百人斬”完全不可能，又聲稱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戰役前已經負傷，不可能參戰云云。

本來，以上爭論只是不同觀點作者之間藉助媒體的“對戰”，但學院派歷史學家的介入，讓事情性質起了變化。秦鬱彥(代表作《日中戰爭史》)、洞富雄(代表作《南京大屠殺》)等學界公認的日本近現代史專家，都專門發文批評山本七平的言論。

此事前後紛紛擾擾鬧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兩戰犯的家屬乾脆把牽涉其中的《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及本多勝一全部告上法庭。經過兩年審理，2005年法院宣佈原告敗訴。此案審理過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當年“百人斬”暴行的真實性，進一步得到確證。

長達三十年的“百人斬”日本民間辯論及法律訴訟，逐漸讓參與各方演變成兩大陣營：對南京大屠殺到底是不是發生過，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前面提到的作家鈴木明，在1973年特地寫了一本《南京大屠殺之幻》，書中針對支援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辯駁。此書算是為“否定派”開啟先河，所以人們也把該派稱作“幻派”。

鈴木明的書出版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辯論有過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國內出了個“教科書誤報事件”，再度讓有關辯論熱了起來。

大屠殺已成定論

原來，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體紛紛報道：日本文部省(負責管理教育、文化、學術)將會把歷史教科書中“侵略華北”的表述改為“進出華北”。儘管很快便證實，這只是一條假新聞，即所謂“誤報”，但當時一下子引起了中、韓兩國抗議，中國乾脆拒絕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訪華。為了修復破損的外交關係，文部省緊急制定《近鄰諸國條項》，規定歷史教科書的措辭，必須要照顧到中韓等鄰國觀感。

日本政府是妥協了，但民間的右翼分子卻騷動起來。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鬆井石根(進攻南京前夕任侵華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為乙級戰犯絞死)的祕書田中正明，出版了《鬆井石根大將的陣中日記》，試圖從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但這本書的“結論”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戰史研究家板倉由明經過細心比對，發現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這本書，與《陣中日誌》原稿有至少600多處刪改，是一部“偽作”。“否定派”造假出醜，其論調受到強烈衝擊和更多質疑。

但就在“否定派”陣腳不穩之時，“肯定派”內部也出現了分裂：一派堅持屠殺人數在十萬人級以上，也就是“大屠殺派”，另一派則相信屠殺人數只在萬人級別，甚至是千人級，即所謂“屠殺少數派”。“百人斬”論戰中的記者本多勝一、史學家洞富雄屬於前一派，他們結成“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板倉由明、秦鬱彥則屬於後一派，他們與舊陸軍人員組成的偕行社展開合作，徵集南京大屠殺的證人證詞。

1989年，“屠殺少數派”出版了《南京戰史》一書，第一次刊載了偕行社收集的證人證詞，承認至少有1.6萬名俘虜在南京被集體屠殺。比起中國方面認定的遇難人數30萬，這只是一個小數目，但“大屠殺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學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殺“有”還是“沒有”的論戰，是時候畫上句號了。

換句話說，如果此時此刻還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殺，那要麼是讀書太少，要麼就是動機不純了。

既然南京大屠殺毋庸否認，那接下來日本國內的主要爭論焦點，就集中在屠殺遇難者準確人數上了。承認南京大屠殺發生過的日本“肯定派”內部，“大屠殺派”認為死難人數在“10萬級別，20萬以內”，“屠殺少數派”的史學家秦鬱彥提出“4萬上限”的觀點，最保守的板倉由明則認為在“2萬以下”。

因為遇難人數的估計與“30萬”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國國內輿論往往將日方的“肯定派”成員，與態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強烈批判。

《南京暴行》風波再起

1997年，記者出身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二戰中被遺忘的浩劫》)一書。書的副標題特地用了“Holocaust”(大屠殺、浩劫)一詞，在英語世界裡，這個詞馬上會讓人聯想起二戰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

很明顯，張純如不僅將論戰從中日兩國擴大到國際範疇，也把這場屠殺從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類慘劇的層面。

必須說明，儘管張純如耗費多年，做了大量調查，搜尋到很多寶貴的文獻資料，但她畢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作為一本研究現代重大歷史事件的著作，《南京暴行》一書寫作上有些過於感性，嚴肅的歷史考證有時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題及內容敘述，讓本書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卻也因為史料方面的硬傷使作者受到批評。

《南京暴行》剛一出版，大屠殺“肯定派”歷史學家秦鬱彥便直接指出，該書中有11張照片為“偽造”，“大屠殺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勝一讀完該書，也表態希望張純如將書中失誤之處加以修正。

而“否定派”干將東中野修道(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迅速出面指責稱，張純如這本書，僅前面64頁裡就可找到不下90個史實錯誤。隨後，東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殺的徹底檢證》一書，針對支援南京大屠殺存在的史料，幾乎逐條反駁一遍，沉寂多時的“否定派”著實雀躍了一番。

東中野修道的主要論調是：日軍在南京確有殺戮俘虜的行為，但他宣稱，殺俘是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當時中日兩國尚未正式宣戰(編者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德、意宣戰)的狀態下，不違反國際法原則。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否定派”悄悄轉移了重心，從否定大屠殺的史實，轉為否定“違反國際法”。2001年，日本法學家佐藤和男出版著作《南京事件與戰時國際法》，裡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時，並沒有加入1929年在日內瓦締結的《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又稱日內瓦第二公約)，不殺俘虜的規定不適用於中日兩國。

逆流順流

戰後日本長期由傾向保守的自民黨執政，但日本學界、輿論界卻往往是左翼佔上風。比如率先刊發本多勝一揭露日軍在華暴行專欄的《朝日新聞》，政治立場上向來就是中間偏左，標榜進步、自由，帶有強烈的左派國際主義觀點。正是這些左翼媒體與學者多年來不斷地研究、傳播，才使日本當年的戰爭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來。

但近兩年來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氣氛左右下，日本輿論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作家百田尚樹，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協會(NHK)的經營委員；8月份，《朝日新聞》宣佈為上世紀90年代，一篇強徵慰安婦的“錯誤報道”致歉。

無論承認也好，否認也罷，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以及大半個世紀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犯下的種種暴行，都已被永久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之上。

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為了防範少數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間頑固分子故意製造的否認、篡改歷史真相的逆流，中國的官方及相關學界，乃至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應該更全面、更理性地認識歷史，瞭解昔日的敵人、今天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