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中“百人斬”是如何公諸於眾的？

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展陳結尾，一間黑洞洞的屋子。每隔12秒，會有一滴水從屋頂落下，一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肖像在牆壁上閃現，瞬間又湮滅在黑暗之中。“滴答”的水聲，重錘一樣敲擊著每個參觀者的心——持續六個星期的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相當於每12秒，就有一箇中國人慘死在日軍屠刀之下。

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在南京城陷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在從淞滬戰場向南京進攻的途中，兩名日本軍官展開了一場“百人斬殺人競賽”，以先殺滿百人者為勝。到攻入南京時，兩人一個殺了105名中國人，另一個則殺了106人。

這兩個殺人狂魔，一個叫向井敏明，一個叫野田毅。當時的日本媒體對這場“競賽”大肆宣揚，並留下了一張著名的合影。兩人並肩跨立，軍刀拄地，臉上掛著日軍式的驕橫微笑。這張照片冷酷殘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標誌，也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深植在中國人的心頭。

“百人斬”血色凝結十年之後的1947年，這張讓人不寒而慄的合影被時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祕書的高文彬發現，隨即傳回國內。中國向駐日盟軍總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場針對這兩頭嗜血野獸的國際抓捕開始了。

遠東軍事法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人民歷時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於贏來了勝利。

正義的審判緊隨著勝利的歡慶。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舉行過後，麥克阿瑟宣佈逮捕日本戰犯，東條英機等108名前日本軍政要人被宣佈為甲級戰犯。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舉世矚目的東京審判開始了。 代表中國出席的法官是時年42歲的梅汝璈，時任立法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檢察官向哲浚，時任上海特區首席檢察官、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此外，還有楊壽林、方福樞、裘劭恆、劉子健等數位法學家出任助手。

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這也讓中國檢察官的舉證工作異常繁重。正式審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間，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頻繁回國蒐集證據，同時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法律的人充實力量。

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因此迎來了人生的重大機緣。他就是時年僅24歲的高文彬，中國現在唯一在世的東京審判見證者。

1945年夏，日本投降的時刻，高文彬在東吳大學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他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和上海老閘區區公所戶政股長。由於招架不住各方應酬，他很快就辭職了。就在這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語翻譯，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把高文彬推薦給了向哲浚。

高文彬英語極好，直到現在仍能每天在電腦上和遠在美國的女兒用英語聊天。他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這裡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所除了大陸法以外還教授英美法的學校。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採用的恰恰是英美法系。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達日本，從盟軍專用的巴士上下來，步入設在原日本陸軍司令部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此時，法庭開庭已經13天。

“首批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項罪狀，主要被歸結為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及違反人道罪。”高文彬說，“審理共經歷兩年半時間，開庭818次，受理證據4000多件。”

1948年11月12日，長達1200多頁的判決書終於出爐。28名日本人中，7人被處極刑——包括戰爭的發動者東條英機，手中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土肥原、板垣徵四郎;另外21名戰犯分別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

儘管出庭時間不多，但每天閱讀庭審記錄讓高文彬對審理過程瞭如指掌。起初他是作為翻譯來到東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為祕書，協助蒐集、整理證據。

為了蒐集更多戰犯的證據，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國際檢察處三樓的檔案室查資料——那裡集中了數不清的日本官方檔案、媒體報道、機密檔案，浩如煙海。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東京日日新聞》，那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大幅照片——拍攝於侵華日軍攻入南京不久，兩個面帶微笑的日軍少尉軍官拄刀而立。

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語的中國人，也可以從那幅照片標題中的日文漢字明白其表達的意思：百人斬……競爭……兩將校。

待到完全看完這篇報道，高文彬的肺都被氣炸了。

報道的標題是《百人斬超記錄》，署名“記者淺海、鈴木發於紫金山麓”。文章這樣寫道：

以南京為目標的“百人斬競賽”這樣少見競爭的參與者片桐部隊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戰中的對戰成績為一百零六對一百零五。十日中午，兩個少尉拿著刀刃殘缺不全的日本刀見面了。

野田：“喂，我斬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兩少尉：“啊哈哈哈……”

結果是誰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問了，“算作平手遊戲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麼樣？”兩人的意見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斬的競爭就要開始了。

“當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時，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說，“作為中國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將他們處決。”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中國檢察官提供的南京大屠殺確證就達2400多件。每一件證據背後便是一個血淋淋的控訴。而由於日軍嚴密的訊息封鎖，這些血寫的事實，高文彬也是直到東京審判時才得以知曉。面對一份份“不忍多讀、不忍多想”的血證，高文彬心中鬱結，義憤難平。《東京日日新聞》的這篇報道，無疑是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鐵證。 但是，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舉證程式已經結束，這份證據已不能再呈送。而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軍銜很低，也不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資格。

如此殘暴的兩個殺人狂，難道就此逃過懲罰？

高文彬說，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戰犯分為A、B、C三個等級，國內通常譯作甲級、乙級和丙級。所謂A級是“對和平之罪”，即計劃、開始、實行侵略戰爭的犯罪，東條英機等人屬於此類，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B級是“通例的戰爭犯罪”，即違反戰時國際法的行為。C級是“對人道之罪”，即指戰前、戰時的殺害和虐待。B、C級戰犯交由各國的軍事法庭審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註定要接受來自中國的審判。

高文彬隨即把報紙影印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轉寄回國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那場喪絕人性的“百人斬競賽”在其發生10年後，終於被公諸於世。

殘暴的“勇武傳”

野田毅是侵華日軍第16師團片桐聯隊富山營副官，向井敏明是同一部隊炮兵排長，兩個人的軍銜都是少尉。1937年時，野田毅25歲，向井敏明26歲。

兩個人約定進行的“百人斬競賽”，以先殺滿100人者為勝利，而獲勝者的獎品，僅僅是一瓶葡萄酒。

高文彬發現的那份《東京日日新聞》，只是日本媒體對“百人斬”報道的其中一份。根據這一發現，中國代表團很快搜集到了大量的同題報道。其中，《東京日日新聞》更是對其進行了持續關注。這些報道不僅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而且同時還配發了照片。

人們常說，報紙是歷史的記錄。戰時的日本媒體，津津樂道於殘暴的“百人斬”，視屠戮為勇武，為殘殺唱讚歌，讓每個有良知的人不忍卒讀，卻也“忠實”地記錄下了真實的歷史，白紙黑字間，血色瀰漫。

《東京日日新聞》的連續報道，勾勒出了這兩個人的殺戮線路：

“野田少尉在距無錫八公里的無名村處衝進敵人的碉堡斬了4名敵人先揚威名。”

“向井少尉奮然而起，在當天晚上衝進橫林鎮的敵陣和部下一起斬了五十五名。”

在無錫至常州間，向井敏明劈死了56人，而野田毅則殺了25人。

當年12月2日，向井敏明與野田毅隨隊攻打丹陽。他們一路上逢人便殺，一共又殺死了70名中國人。其中，野田毅殺死了40人，而向井敏明殺了30人。

日本隨軍記者追到向井敏明所在的部隊採訪，向井敏明說：“野田毅追上來很多，我不可以掉以輕心。”

到達句容時，向井敏明的殺人記錄達到了89名，野田毅達到了78名。到了南京紫金山一戰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殺人記錄全部超過了百人，分別是106人和105人。因為分不清究竟是誰先達到了100人的紀錄，分不出勝負，兩人又約定，看誰先殺到150人。

現在翻看這些令人髮指的屠殺罪行，在憤怒之外，不禁也讓人心生疑問。日軍在侵略中國期間，有著非常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現在能夠發現的反映日軍暴行照片，雖然也多是由隨軍記者拍攝，卻絕大多數都蓋著“不許可”的紅章，不允許公開發表。而“百人斬競賽”這樣滅絕人性的暴行，卻為何堂而皇之地被日本媒體大肆宣揚、鼓吹？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教授、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程兆奇告訴記者：“這樣的報道是日軍特有的‘勇武傳’，宣揚的都是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和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

細看這些報道就會發現，在“百人斬競賽”中，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殺戮物件被有意地“模糊”處理了，統稱為“敵人”，給人的感覺他們是在戰鬥中“勇猛殺敵”。

兩軍對壘，消滅對手越多，作戰就越勇敢，功績越大，這也就是所謂的“勇武”。然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真正的殺戮物件，更多的是戰俘和平民。在戰鬥中殺死對手與殘殺戰俘、平民，性質完全不同。

野田毅曾在家鄉鹿兒島縣一所國小作報告，他說：“報紙上所說的鄉土出身之勇士，斬殺百人競賽之勇士，說的就是我。佔領戰壕後，對裡面的人喊，你！出來！支那士兵愚蠢，都出來了。我叫他們排好隊，然後從隊伍的一頭逐個砍過去……”

很明顯，這是在對已經放下武器的戰俘進行屠殺。由此更可以看出侵華日軍的野蠻、殘酷、毫無人性，屠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俘虜，即使是列強時代制定的國際法也堅所不容，更不要說違逆戰爭倫理和人性了。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進行“百人斬競賽”所使用的武器是日本武士刀。報道中說：“在劍道三段向井少尉腰間的是一把名為‘關孫六’的名刀，野田少尉的刀雖無名但卻是一把祖上傳下的寶刀。”

武士刀是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性中最具代表的標誌物，被日本媒體著重宣揚。這反倒說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斬”不可能是在戰鬥之中。即便是在冷兵器時代，以一人之力能斬殺敵人百人也不可想象，而在槍炮對戰的時代，日本軍刀再鋒利，也敵不過迎面飛來的一顆子彈。它能砍殺的，只能是手無寸鐵的中國人。

其實，在這些“勇武傳”背後的血腥和殘暴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日本軍國主義把全民族煽動到癲狂的年代，這樣的報道卻成了“振奮人心的英雄事蹟”。“百人斬競賽”讓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成了日本家喻戶曉的“英雄”。

審判日到來時，“英雄”惶惶如喪家之犬。

天網恢恢

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又稱國民黨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是國民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的10個專門審判侵華日軍戰犯的軍事法庭之一。

時任庭長的石美瑜原是江蘇省高等法院法官，因受命主審漢奸陳公博、繆斌案，表現傑出，以少將銜出任國民黨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長。收到高文彬寄回的《東京日日新聞》時，石美瑜剛剛主持完成了對谷壽夫的審判。

谷壽夫是日本第6師團師團長。日軍第6師團和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在的第16師團，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實施者，兩個師團當時主攻南京中華門一帶。城破之後，谷壽夫和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指揮部隊，製造了人類文明史上最暗無天日的血腥慘案，30萬中國無辜生靈慘遭屠戮。谷壽夫被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於雨花臺。而中島今朝吾在這場正義審判到來之前，已於1945年死去，為日本軍國主義陪葬了。

儘管已經見到了太多的殘殺和屠戮，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百人斬”為遊戲的殘暴還是震驚了石美瑜。他馬上呈報國民政府國防部，要求引渡這兩人來中國接受審判。按照程式，國民政府電告中國駐日代表團，讓他們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其實，這兩隻野獸本來是有可能在日本被中國軍人親手繩之以法的。

根據《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日本投降後，應由盟國派遣佔領軍，在日本的要地實行佔領，以監督其解除武裝(只保留警察武裝)和降書的具體實施。國民政府組建了一支1.5萬人的中國佔領軍，準備派駐日本。

但在一個13人組成的先遣隊赴日後，這支中國軍隊卻再沒有機會登陸東瀛。他們很快被投入到蔣介石挑起的內戰戰場上。那支先遣隊就成了唯一的中國駐日軍事力量。他們後來的工作，主要就是引渡日本戰犯回中國受審。而單憑他們13個人的力量，要在戰後一片衰敗、混亂的日本國內找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自然是不現實的。

好在駐日盟軍獲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殘暴行徑後，對抓捕工作非常重視，很快發出了通緝令。調查和抓捕由盟軍總部調查科直接負責。

此時，“百人斬競賽”已經過去了10年，一直活躍在侵略戰場上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否還活著，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

高文彬說，那時候在日本的中國代表團普遍有一個矛盾的心態，這兩個劊子手死一百遍也償還不了他們的罪惡，但是大家都盼著他們還活著，要讓他們活著接受中國人的審判。

很快，盟軍總部調查科給中國代表團反饋了一個重要線索：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還活著，而且肯定在日本。

根據日軍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在南京淪陷後，這支部隊根據制定好的計劃，對南京城內放下武器的中國人，進行了毫無人性的屠殺。僅僅在12月13日這一天，就殺害了2萬多戰俘和平民。而在整個南京大屠殺過程中，這支部隊殺害的中國人總人數在16萬人以上。其中，又有多少中國人成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刀下冤魂，無從計數。

1937年12月10日，日軍第16師團主攻南京中山門，在重炮的猛烈轟擊支援下，12日，16師團佔領了紫金山主峰。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站在了紫金山腳下，帶著勝利者的微笑，拍下了那張臭名昭著的照片。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第16師團成為進攻菲律賓的日軍第14軍主力。後來，16師團駐守菲律賓萊特島。1944年，萊特灣海戰之中，美軍登陸萊特島，第16師團被殲滅。這支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野蠻軍隊，終歸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