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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謠背後的謎團 張獻忠江口沉銀被證實

童謠背後的謎團 張獻忠江口沉銀被證實

近日,有關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金冊、金銀賞功幣”等一批國家一級重要文物。使人們開始相信“江口沉銀”的傳說是真的,該批文物公佈後,引起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童謠背後的謎團 張獻忠江口沉銀被證實

此次公佈的“金冊、金銀賞功幣”等文物,是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從彭山區江口鎮岷江河段中打撈出水的。2015年12月25日,由國家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單位的10餘位權威考古專家、歷史專家對該批文物進行實地實物鑑定,並聯名出具《四川彭山“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研討會專家意見書》,確認該批文物系明末農民軍領袖張獻忠所用金銀器物,證實了民間“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真實存在。

張獻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吾,號敬軒,明末農民軍領袖之一,與李自成齊名。1640年率部進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而死。主要割據於四川,曾建立大西政權。

童謠背後的百年謎團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有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這首刻於成都錦江邊石碑上的童謠曾廣為傳唱。

距離成都市50公里以外的彭山區江口鎮,也流傳著這樣的民謠:“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這裡的民謠,“石牛”和“石鼓”換成了“石龍”和“石虎”。在江口鎮的東山頂上,有石龍和石虎的雕刻件與歌謠相呼應。

在彭山區文化館副研究員倪興國看來,這些民謠中隱藏著一個歷史之謎。相傳,張獻忠退出成都時,攜帶千船將士和數量驚人的金銀從府河沿岷江順流而下,大敗於江口,遂將金銀沉於彭山縣境內的岷江河中,並在沉銀地作好暗記。

20世紀90年代,當地農民在岷江河中捕魚時,曾網出了一些銀錠;2005年,彭山岷江大橋下方建設引水工程,施工隊也曾挖出刻有文字的沉銀7錠;2010年,有人再次在河中發現銀錠,並引發萬人下河淘寶。

“張獻忠將千船金銀沉於江口的傳說並不可信。”倪興國分析,較為可信的說法是,張獻忠攜千船南下,船上大部分是士兵,只有少部分才是用於開銷的金銀。在遇到楊展火攻後,將攜帶的24船金銀沉於江口。倪興國認為,從江口河道里打撈出水的沉銀,最多可以證明此地是張獻忠沉銀的地點之一,而絕非全部。清政府曾組織官兵在此地進行打撈,一共打撈出金銀3萬餘兩,後因水急作罷。民國政府也曾組織人員在此地進行打撈,所撈金銀很少。

打撈出水的金封冊是國家一級文物

圍繞張獻忠藏寶和沉銀之謎,坊間傳說不一,有埋錦江河底說,有隨船沉入岷江說,也有埋青城山說等等。其中,彭山江口岷江河段張獻忠“千船沉銀”說,最受關注。

彭山區文管所所長吳天文介紹:“通過近幾年的蒐集,目前彭山區文管所藏有張獻忠沉銀20錠,金封冊殘頁和金銀賞功幣兩枚。這些銀錠由50兩、40兩、10兩銀錠和部分碎銀、銀耳環、戒指等金銀飾品組成,累計有十幾公斤。其中,金封冊全部由黃金製成,重量達700多克,為國家一級文物。金封冊長約20釐米、寬約10釐米,上書‘大西大順二年’等29字,該頁金封冊應是封面,內容大致是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后,頒佈政令法規。在當時,它比聖旨的規格還要高一些。”

本次公佈的沉銀,大部分都刻有數量、銀匠是誰、糧銀等文字標識。吳天文介紹,2005年4月20日,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鎮岷江江心施工時,在距地表2.5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一圓木,從中散落7件銀錠,銀錠上刻有“大西眉州徵完元年分半徵糧銀五十兩一錠,銀匠右閔季”字樣。大西是張獻忠的國號,這錠銀子是在眉山徵收的糧稅,有50兩,相當於現在的3斤多,“在銀錠上刻銀匠的名字,是為了在銀錠短斤少兩後,可追查到人”。

吳天文說:“這些銀子純度在95%以上,除眉州,還刻有湘潭、京山、贛州等字樣。據文獻記載,張獻忠的行軍路線也是經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之後入川,銀錠正好與之吻合。”從耳環和耳釘等銀飾品的式樣來看,這些極有可能是打家劫舍而來,因此可以推斷,這些碎銀和銀飾品是張獻忠入川打劫的證據。

發掘對於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江口鎮緊靠岷江東岸,是四川最古老的碼頭之一,迄今已有2000餘年歷史,歷朝歷代都將其視為兵家必爭之地。

“在2007年開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針對在江口鎮雙江村河道內時常出現文物的情況,我們向眉山市政府申報將此地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獲得批准。批准後的‘江口沉銀遺址’保護範圍被列為建設控制地帶。”吳天文介紹,“江口沉銀遺址”是一處儲存較為完整的古代戰場遺址,對研究明代社會、經濟、文化等有重要意義。

2015年12月25日,考古專家們通過與歷史文獻相比較,基本可以確定“江口沉銀”的記載可信,彭山“江口沉銀遺址”即為歷史記載的張獻忠沉銀中心區域之一。

“江口沉銀”面目的揭開,有助於瞭解張獻忠的行軍路線、徵餉方式與地方官府的關係,乃至從一個側面反映明末的社會生活和經濟制度等,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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