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師張居正奪情風波

張居正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裡知道，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

張居正奪情風波

一、張居正父親之死

張居正的父親，原是一位學無所成、屢試不中的鄉間窮秀才，他的名字叫張文明，20歲上，補為府學生。在科舉的年代裡，為了謀取一個功名出身，他曾先後7次走進鄉試的考場，結果每次都是名落孫山。只是到了他那大有出息的兒子張居正點了翰林，他才擲下考筆。萬曆皇帝朱翊鈞登基後，張居正位極人臣，尊為師相，張文明便也不斷地嚐到父以子貴的甜頭。一次，朱翊鈞知道張文明還健在，已70多歲了，便一面吩咐備賜，一面為此專門又發了一道聖諭：聞先生父母俱在，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綵衣紗六匹，乃奉聖母恩賜，鹹欽承，著家僮往齎之外，銀兩是先生的。感動得張居正當場趕寫奏表謝恩，連連表示要派僮僕星夜兼程將賞賜之物轉達於父母，世代奉為至寶。但是，張文明不久老病而死，10天后張居正接到家人送來的喪信，當日也就沒有上朝。朱翊鈞從次輔呂調陽的奏疏中得知了此事，於是，提筆給張居正寫了一道諭旨，差司禮監太監李佑送到張居正的家中。

按明代禮制，張居正的父親死了，他必須辭職回家守制兩年。明代，內外官吏人等都有丁憂的制度，在遇到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時，自聞喪之日起，不計閏，守制27個月，期滿起復。英宗正統七年有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為民;正統十二年又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所謂“奪情”，即指在27個月中，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辭職。在明朝立國以來，除投身軍隊的人，在朝大臣是較少被“奪情”的。

二、不願守制27個月

張居正照例得提請回原籍守制。但他內心十分矛盾，於公於私他都不願在此時回鄉。一方面，朱翊鈞還年幼，他們母子都離不開他這個深謀老練的顧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開的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的舉措及準備著手進行的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改革賦稅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等改革方案還有待進一步謀劃和執行。從個人的私利來考慮，自己數十年來從湖廣江陵的鄉間走到現在的權傾朝野這一步，也確實來之不易，生怕日久生變。更令張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喪沒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員竟都去祝賀次輔呂調陽。根據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可把座位從右邊移到左邊。這次，內閣僚屬和翰林院的學士、侍講讀學士、修撰、編修、庶吉士們都紛紛穿上紅袍到內閣道賀。張居正去留還未最後確定，他們卻都向次輔呂調陽道賀。真是人未走茶已涼，把張居正氣得咬牙切齒。

張居正對形勢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鈞母子此時離不開他，是不會輕易讓他就這麼走的，太監馮保等人都支援他奪情，憑自己數年的經營和深謀老到的權術，去留問題還是最後由他自己來定。張居正遂加緊了私下的活動。十月二日，也就是張居正接父親死訊的一週以後，朱翊鈞就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在下發吏部的聖旨中寫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裡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三、設計“奪情”

張居正知道皇帝要“奪情”的態度，就故作姿態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敘述了一通父子人倫當守制的道理後，又說自己年紀只53歲，“丁憂”的時間也不過是27個月，到那時，身體尚還康健，只要皇上不嫌棄，還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鈞未悟出其中的奧妙，他此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讓張先生離開京師回籍守制。於是他又給先生下了一道聖旨：愛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十歲上先皇辭世，先生受託盡心輔導……朕於幼衝之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況且愛卿身系國家安危，又豈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請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負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朱翊鈞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張先生就此而留下。

張居正通過連日來的幾辭幾留，“奪情”心願不僅如願以償，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讚他的無雙忠孝、蓋世大功，是他今後繼續當國受之不盡的資本。

四、同鄉反對遭廷杖

張居正“奪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來，而朝臣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激烈地展開了，支援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確反對的聲勢也不小。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現彗星。按當時的說法，這是不祥的徵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歷代帝王的習慣做法，朱翊鈞詔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與張居正的奪情問題聯絡起來。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這位來自南直隸武進縣的翰林後進，雖是隆慶五年的進士，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他上了一道《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以為“奪情”既不近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第二天，隆慶五年進士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名上疏，奏請令張居正回籍守耕。張居正發怒了，他實在沒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對他“奪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門生或同鄉。朱翊鈞更是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四人的矛頭不只是對著張先生“奪情”問題，也是對自己權威的藐視！他決定效法列祖列宗對直言犯諫的建言大臣所慣用的手法，對此四人執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這場淫威所嚇倒的，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這位來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進士，對張居正素無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當天，他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在他看來，張居正雖然有才有志，但學術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設施乖張，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等行為，不勝列舉，何況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沒有能人。張居正自稱非常之人，其實親喪不奔，別人視他為禽彘。結果，鄒元標被廷杖，遣戍都勻衛，同時遭廷杖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餘姚的布衣姚韓，他也上了一封萬言疏指責張居正，被抓來打了一頓後，傳送回原籍。反張居正“奪情”的鬥爭終於被鎮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