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原因 怕帝國主義干涉

孫中山為何“讓位”袁世凱？促使革命黨人形成借袁世凱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並確定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則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援，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們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國。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席位讓給袁世凱，是近代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近幾年來，學術界有人曾就此問題撰文進行討論。討論涉及孫中山“讓位”的原因是什麼？應該怎樣看待孫中山的“讓位”？孫中山的“讓位”造成了怎樣的後果與影響等問題。學術界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問題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這種分歧，表示著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日益深入。可是，也需要指出，過去一段時間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未免較多地注意孫中山在“讓位”問題上的正確與錯誤，功過與得失上面。而對於孫中山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下“讓位”的，這種歷史環境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這種歷史環境對孫中山當時的思想狀況和鬥爭策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問題則不免缺乏具體的論述。就筆者所接觸到的材料來看，袁世凱之所以會被推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首先是因為武昌起義後，由於種種的原因，在當時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較普遍地形成一種如袁世凱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心理狀態，所以武昌起義後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現了鼓勵袁世凱反正，宣傳袁如能反正“歸順”民國，就可舉為大總統的輿論。以黎元洪為代表的獨立各省，並很快地確立了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正是由於這種環境，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實現。描述這種歷史環境的形成，剖析形成這種歷史環境的諸因素，論述孫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並推行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袁世凱適於做大總統的輿論，究竟是誰在什麼時候第一次公開提出來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論著中，對這個問題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現在看來，第一次公開提出要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很可能是當時在中國享有最大侵略權益的英國報紙。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報》第1頁以《歐洲關於中國革命之電報》為題的新聞報道中說：“《每日鏡》(Daily Mirror)、《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News)及其他各報宣言孫逸仙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此間輿論極贊成袁世凱聯合革命黨，並望孫勿念舊日之恨，袁當有以助其成功，云云。”這是目前筆者所看到的公開提出讓袁世凱做大總統的最早的宣傳。10月21日離武昌起義才剛滿10天，當時孫中山尚在美國，根本沒有“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這回事，英國的一些報紙竟如此公開宣傳，這是它們心聲的流露。

英國報紙之所以如此宣傳，決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國的新的代理人以維護其在中國的侵略權益，免遭革命損害的表現。

英國當時在中國是擁有最大侵略權益的國家。它在中國的貿易總額，包括香港在內超過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在華貿易的總和。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六冊)，第5頁。而被革命席捲了的長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它的在華投資3/4在這個地區。因此，英國在武昌起義爆發後，急於希望局勢能夠儘快地恢復平靜。但是，究竟怎樣才能使被革命打亂了的舊秩序迅速地得到回覆呢？直接出兵干涉麼？根據當時的形勢，它認識到這樣做是不利的，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向中國人民宣戰，會危害到它的臣民在華的生命和財產。怎樣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風險，又能使被革命打亂了的舊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復呢？這在英國政府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讓袁世凱出來收拾局面。這是因為它認為，袁世凱在當時的中國是最有能力維護舊秩序的強有力的人物。事實上，“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日隆。罷黜之後，清政府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願革命黨得勢，希望袁再出秉政。”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頁。早在1911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格雷(EGrey)在與日本公使加藤討論中國的局勢時就說：“我認為，中國有一個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內閣是軟弱的，優柔寡斷的。這個內閣以不現實的政策將自己推向深淵。它的活動可能給自己招致國內革命。很可惜，袁世凱及其擁護者，如唐紹儀等人，沒有擔任國家公職。”P洛：《英國與日本(1911—1915年)，英國遠東政策研究》，轉引自《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第91頁。這說明：早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八個月，英國政府就希望袁世凱出來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國政府的這種意願，我們對於《每日鏡》、《倫敦晚報》等英國報紙竟然無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種宣傳也就不會感到驚異了。

在國內究竟是誰首先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贊成共和就可以做大總統的？有一個湖北人，得知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的訊息後，用“鄂人”的名義給袁世凱寫信說;“近聞海上各報，皆謂閣下已受滿虜簡為鄂督，偕廄昌前來，心竊怪之。嗟乎！閣下非漢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為閣下計，何不以迅雷之勢，建不世之業，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凱書》，見《滿清外史》第8編。(按：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寫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漢的，根據當時滬漢二地通郵情況，一看到報上刊登袁任“鄂督”的訊息就寫這封信，則寫信的日期當在10月20日左右，那麼，它很可能就是最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擁為總統的一封信了。很可惜，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註明寫信的日期，所以尚難做出準確的判斷。)在革命黨人方面，明確公開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舉為總統有確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報》。該報在這一天以《敬告袁項城》為題的“短評”說：

“今幸天誘其衷，清廷屬治兵柄，此誠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人心歸漢，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雖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孫帝王萬世之觀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萬萬眾，為第一期之大政長，與環球總統、君主相周旋於玉帛壇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凱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欽差大臣，離開彰德南下視師的。10月28日《民立報》發表上述“短評”的時候，袁尚在彰德，這說明袁尚未“出山”，革命黨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長”相勉了。在這篇“短評”之前，我們還沒有看到立憲派人公開發表過這樣的言論。所以，儘管立憲派人在武昌起義後的第五天就開始搞起所謂“惜陰堂策劃”，力圖使袁世凱登上總統的寶座，但看來，首先公開鼓勵袁世凱爭取做大總統的是革命黨人而不是立憲派人。

繼上述“短評”以後，公開出來鼓吹袁世凱可做大總統的是旅居歐、美的一些華僑和留學生。《神州日報》在1911年11月2日這天，刊登了倫敦華僑、留德學生和芝加哥旅美學、商全體等三封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總統的電報。這三封電報是：

倫敦華僑致全國同胞電

“全國同胞公鑑：救亡之策，惟泯漢滿，和革黨，調新舊，速建聯邦共和大國，優養廢帝后，不可遲疑失時。……務乞億兆同胞，軍民一心，速迎天機，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憲國。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外論亦協，方不可折入滿洲，存帝自擾。即為滿人計，亦宜如此。……華僑泣血布各報。”

留德學生電

“各報館鑑：主張自開國民會議，廢滿帝建共和，袁助民黨中外歡迎，已電資政院。留德學生。”

旅美芝加哥華僑電

“各報館鑑：項城宜於漢族總統，勿任滿洲利用以延虜祚。如果甘為滿奴，誓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漢奸，以謝同胞，旅美學商全體一致。旅美芝加哥華僑公電。”

《神州日報》在刊載了上述三封電報後，又分別於11月4日和6日，先後用《忠告袁世凱與東南各督撫官吏》、《再告袁世凱》為題，發表了兩篇社論。在《再告袁世凱》中說：

“滿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師以往諸酋之故智，令公視師，欲公出為曾國藩第二，殊不知時事既移，曾氏已為天下所唾罵。今日為中國前途計，為萬民生命計，乃至為公個人計、聲譽計、身家性命計，惟有聯合鄂軍，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軍，掃黃龍之殘局，然後黃袍加身，為中國共和國初開幕之第一任大總統，則國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豈有到手之華盛頓棄而不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後，該報又於11月15日，以“社論”形式發表的沈朵山、孫星如二人來稿——《新國家建設之謀劃》(續)一文說：

“僕等之愚，以謂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足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為今之計，惟有聯合已告獨立各省，公舉夙負名望之人為代表，造袁往請，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則事又多一週折矣。且今日無論袁之人格與共和政府相容與否，顧彼為名譽計，一時必自感受。吾中華民國能納袁氏則可杜外人干涉，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目前之至計最要法著也。”

這篇文章從其內容看，是寫於袁世凱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寫作的最晚日期當在10日左右。《民立報》和《神州日報》，當時都是革命黨人在上海所掌握的報紙，在從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兩週的時間內竟然發表了這麼多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第一任大總統的言論，這就說明了當時在革命黨人中確實存在著一種認為爭取袁世凱反正、舉袁為總統對革命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黃興在11月9日，以戰時總司令的名義寫信給袁世凱說：“興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蒼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勿坐失。”也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表現。

早在黃興寫這封信以前，湖北軍政府和已獨立的南方其他各省軍政府，已經確立了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就舉袁做第一任大總統的方針。江海關稅務司蘇古敦(AHSugden)11月9日致總稅務司安格聯(FAAglen)的報告說：“黎元洪宣稱，他已通電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經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十三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6頁。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情報第二十七報於9日上午的報告：“傳說黎元洪曾對某外國人談，現在中國各地革命軍之五個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請袁世凱擔任中華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雲。”《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一號，第563頁。正是因為已確定了這個方針，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軍政府與袁世凱的代表劉承恩、蔡廷幹談判時，黎對劉、蔡說：“予為項城計，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復汴冀，則汴冀都督非項城而誰？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辛亥革命》(叢刊本)(八)，第66頁。當時，《神州日報》也公開報道：“黎元洪以中國共和第一任總統許袁世凱，現袁對此事之答覆，猶豫未決。”《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2日，北京電。“袁世凱逗留不肯赴北京，聞已受黎元洪言願為共和領袖，以冀彼舉為第一總統。”《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3日，漢口電蕪湖轉。過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論著，多把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的制定歸之於當時像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擠進革命陣營所產生的影響。現在看來，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實際。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滲入各個革命的軍政府，他們對這種“舉袁”方針的制定有影響是事實，但並不是主要的。11月初，南方各軍政府確立這個“舉袁”的方針時，離武昌起義尚不到一月，事實上，當時在各個軍政府內部的舊官僚和立憲派人的發言權並不大。上述《民立報》和《神州日報》所發表的言論，足以有力地說明：袁世凱如果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的確定，起主要作用的並非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一些人，而是當時在革命黨中較普遍地存在著一種認為袁世凱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舉袁”方針的確定，應該說，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集中反映。這種方針的確定，為各種支援袁世凱上臺的社會勢力(包括帝國主義的勢力)的預謀得以實現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自從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軍政府提出，經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開會時，得到正式以決議的形式通過後，一直為革命黨人所奉行貫徹。南京光復後，黃興於12月9日給汪精衛的覆電說：“項城雄才大略，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4頁。南北議和開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報》在以《告唐紹儀》為題的社論中說：“吾深有待於唐紹儀之宛轉陳述，俾袁氏迫令滿虜以退讓為能，則民國之建，無以為梗。吾族健兒必樂予滿虜以特別之優待，而總統之席，袁世凱終有當選。千載以後，銅像巍峨，不啻唐紹儀貺之。袁氏之感謝，及於子孫。”《告唐紹儀》，《民立報》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議和在上海正式開始，五天以後，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別向《大陸報》公開宣告，只要袁世凱“不再遲延承認共和政體，必可選為共和國總統。”《革命中之西報觀察》，《神州日報》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也分別於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兩次致電袁世凱，表示臨時大總統一席，他只是“暫時承乏”，只要袁世凱擁護共和，他一定“讓位”。

由上可見，自從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直到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後，革命一方所發表的公開宣告，從未改變。即使在南北議和期間，許多革命黨人一再批評議和的錯誤，並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卻很少有人從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舉他為大總統的這一方針。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革命黨人產生擁袁以建共和最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呢？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二

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麼？也不是。事實上，就在宣傳袁最適於做總統的同時，也有人不斷揭露他是“帝制自為”絕不可信賴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報紙上，短短的幾天內，既登擁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報》在11月15日的社論中提出迎袁出來做大總統為當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發表題為《論過信袁世凱者之誤》的“社論”，指出袁有“操莽之遺風”，在“汲汲收攬兵權”，“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吾人決不能以無數鮮血，億兆無量之犧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為富貴之資。”《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6日。其後，隨著袁世凱並不是痛快地接受擁戴，而是在殘酷鎮壓革命的同時，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別有用心地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的時候，人們對他的反革命伎倆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釋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並非毫無認識，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這一問題，只要我們對他們當時所提出的“擁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總括當時許多的“擁袁”言論，其所持理由約可歸納為三個方面。1“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袁為漢人，“袁世凱之資格，宜於漢族總統”;2外國輿論主張舉袁為總統，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舉袁可以“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當時革命黨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認識？應該說，這既有歷史的亦有現實的根源;既有認識問題，也有力量對比問題。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理論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所宣傳的內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滿”革命兩個方面。他們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造成的。清廷為什麼會放手賣國，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艱苦創業留下來的家財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賣。清廷不僅放手賣國，而且對內實行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種族的歧視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統治，就必須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排滿”革命的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這一口號，實質上包含著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對內反對封建壓迫和種族歧視內容的戰鬥口號。因此，它能夠迅速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對推動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個口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沒有把所包含的內容明確地表達出來。胡漢民後來在總結經驗時說：“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亟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僅取得從來未有之名詞而已。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向。”《胡漢民自傳》。胡漢民這裡所說的“民眾”，事實上應該把眾多的革命黨人都包括在內。武昌起義後，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於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物件，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覆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武昌起義後，許多人繼續強調滿漢矛盾，接受甚至擁戴清朝的督撫宣佈獨立，正是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結果。“舉袁”方針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袁世凱既為漢人，只要他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他就可以“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從這一點來講，當時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舉為大總統，不僅不足為怪，而且也是合乎邏輯的。當然，是袁世凱而不是其他的漢族大官僚為革命黨人所擁戴，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袁為“中外所重”。黃興在給袁世凱和汪精衛信中所說的“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項城雄才英略，素負全國重望”《黃興集》，第82、94頁。，並非全是客套話，而確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當時在人們心目中的袁世凱的形象，並非他後來成為竊國大盜的形象，而是一個在清廷中開明的頗有作為的漢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這與袁世凱在清末積極推行“新政”，支援立憲，主張成立責任內閣，欺騙了不少人，在上層社會特別在立憲派人中有相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黃興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說的“以明公個人言之，滿廷之內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當係指此而言。革命黨之所以“舉袁”，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武昌起義後，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軍政大權，只要他贊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體。所謂如袁世凱“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復汪精衛電》(1911年12月9日)，見《黃興集》，第81、94頁。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黨人擁袁的用意所在。

至於不少革命黨人雖已看出了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反對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這是與他們把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關。在他們看來，儘管袁世凱有“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的反動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將會受到限制，不可能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當時革命黨人中激進的人物之一何海鳴的下面一段話，正反映了他們的這種錯誤認識。他說：

“記者當日亦頗惑於共和二字，以為共和之國，國即政府，政府即國民，絕無相沖突之虞。故對於選黎元洪為都督也，視黎元洪雖無用，然鄂軍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國民所公有，監督之，扶持之，雖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鎮，於是亦隨眾人附和而贊同之。及後對於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也，雖知袁氏之為人反覆，然亦自解慰曰：如許頭顱生命購來之共和，終不致任袁氏破壞之。政府者國民之政府，決不致為袁氏所把持，於是亦坐視眾人贊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狀，日不絕書於本報。驚武昌之殺氣，嘆燕京之妖氛，設使當日有見及此者，竊知我國民雖肝腦塗地，亦不願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結，貽後無窮之禍也。”(海鳴：《治內篇》，《民權報》1912年10月8日～10日)

何海鳴的這一段話很生動地表現出當時許多革命黨人對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

促使革命黨人形成借袁世凱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並確定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則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援，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們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國。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領導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的軟弱，又看不到能夠抗拒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不但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小心翼翼地力圖避免革命損害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早在同盟會成立後的《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佈承認清朝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償款外債照舊承認”，“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武昌起義後，各省軍政府嚴格執行了《對外宣言》中所規定的各項承諾。他們對帝國主義的表面中立，視為莫大的榮幸。他們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即使是某一外人來電祝賀革命的成功，也被說成是“新共和國外交之成功”《民立報》1911年11月15日，《社論》。。慶幸帝國主義沒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當時的報紙和一些革命黨人的談論中時有流露。如1911年10月28日《時報》上《望外人始終嚴守中立》的社論說：“今日吾國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佔其多數，中心之惴惴莫釋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慮。”《時報》1911年10月28日(一)，《社論》。他們害怕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這種害怕列強幹涉的心理，不僅在一般的革命黨人中存在著，即使革命的領袖也同樣存在著。黃興於1911年12月9日覆電汪精衛，請其促袁世凱與民軍一致行動說：“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又說：“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無非欲早日恢復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黃興集》，第94頁。孫中山在美國得武昌起義的訊息後，不是立即回國來領導這場革命戰爭，而是繞道歐洲進行外交活動。孫中山到達倫敦後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要人轉告孫，英國政府對袁世凱將給予尊敬，並說：“所有外國人以及反滿的團體都可能給予袁世凱以總統職位——如果他能驅逐滿清並贊成共和。”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遠東圖書公司印行，第984頁。孫中山是把對英國外交的成敗，看成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的，英國外交大臣公開表示支援袁世凱做大總統，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鄭重考慮。所以，當孫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議會的組織，將舉黎元洪或袁世凱做大總統時，即於11月16日致電民國軍政府說：“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頁。這封電報表明：孫中山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宣告支援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壓力，早在他歸國以前，他已接受了國內已經確定的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了。孫中山為什麼會接受這樣一種方針？12月20日，他歸國途中經香港與胡漢民談話時所說的一段話，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這個方針的一個說明。他說：“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向邇之勢，列強倉卒，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幹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頁。孫中山的這段話表明：他之所以採用“舉袁”的方針，就是因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導致革命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

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是促使革命黨人確定“舉袁”方針的最重要的因素，還可從其他革命黨領導人的言論中看得很清楚。在1911年12月26日至12月30日的《神州日報》上，陳其美、鈕永建、馬君武、胡瑛、汪兆銘、王寵惠、于右任等革命黨領導人和立憲派人張謇、趙鳳昌等人，曾以“共和統一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名曰《共和統一會意見書》。這份《意見書》認為，武昌起義後，帝國主義列強之所以尚未進行干涉，一則是因為“戰亂之為日淺也，久亂則干涉繼之矣”;再則是“列強利害相權，尚在觀望，步調未齊，計劃未整，一旦權利均衡，終議判決，則棼然並起矣。”並說，“夫干涉事絕非可預為宣告剋日而進者……一旦干涉提出而軍國之步調亂矣。時假令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躊躇計劃之餘地，倘使若三國還遼之役，強制服從懸一標的，繼以兵力出師與提案並進，當應以如何之方策斯則國人所當日夕思維不容漠置不容自諱者也。夫欲免列強之干涉，莫利於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於破舊政府之中央機關……”怎樣才能使舊府的中央機關破壞，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亂”而引起列強的干涉呢？這很自然地就會得出鼓勵袁世凱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民國，實為最簡便的途徑的結論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之所以提出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是由於各種原因決定的。而其中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則為最重要的因素。

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舉袁”方針提出後，袁世凱並不接受，而是在帝國主義和立憲派人的暗中支援下，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在南方實行停戰，在北方殘酷鎮壓各省的革命力量以鞏固地盤。袁世凱的行徑，使許多革命黨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許多革命軍人和激進分子紛紛揭露袁的種種陰謀，反對議和，主張迅速出兵北伐。孫中山這時在反對妥協力量的影響和袁世凱陰險狡詐伎倆的反面教育下，也從贊成妥協，轉變為“始終不願妥協”《胡漢民自傳》。。可是，在公開場合，孫中山又從沒有表示反對議和。英國駐南京總領事偉晉頌在1912年1月24日給朱爾典的報告說：“革命派中的軍界人士和極端分子(孫文博士確實應把他目前的地位歸功於這些極端分子)，幾乎一致贊成繼續進行戰爭，他們認為戰爭可贏得一切，而毫無所失。”“這兩種人始終反對同滿族或袁世凱進行任何性質的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對總統來說，在他們以及他那一派中較溫和分子之間保持平衡的任務是不容易的。可以這樣說，他的影響幾乎總是在贊成和平解決的那些人一邊，這是值得稱讚的。”《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456、457頁。事實也確是如此。綜觀整個議和過程(從1911年12月18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其鬥爭內容雖然是複雜曲折的，但從根本上來看，孫中山並沒有拋棄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孫中山所始終堅持的只是清帝必須退位，民主共和制度一定要代替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袁世凱必須公開宣告擁護共和才能被選為大總統。在袁世凱拒絕“擁戴”，堅持破壞革命，許多革命黨人反對議和，主張迅速北伐，孫中山本人也有“不願妥協”思想的情況下，為什麼他仍不能放棄“舉袁”的方針？要說明這個問題，還必須進一步考察當時的歷史環境。

三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拒絕承認，並一再宣告只有讓袁世凱做總統才能得到它們的承認，看來是迫使孫中山不能不繼續推行“舉袁”方針的重要原因。

武昌起義後，帝國主義列強看到清廷已不可能恢復它的統治，於是一面協調其內部矛盾，增強其在華兵力，實行武裝“中立”;一面製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輿論，並協同袁世凱策劃議和陰謀，支援袁竊取革命果實，已為人們所周知。但卻較少有人注意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利用孫中山急於要求列強承認的機會，對他繼續施加壓力。

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國主義對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偏偏不予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於1月11日、17日、19日接連三次要求列強予以承認，但卻沒得到任何答覆。為什麼得不到承認？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GEMorrison)“告誡上海的共和領袖們，指望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的孫逸仙去爭取外國列強對中國的儘早承認是痴心妄想。他說，只有袁世凱才能得到外國的信任，革命黨的領導人向莫保證，他們一定推戴袁為首屆總統。”Cyril Pearl：《在北京的莫理循》(英文字)，第235頁。

莫理循的這番話，是在什麼時候向上海的那些共和領袖們講的，一時難以確定。但是，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繼續推行袁如贊成共和即舉為總統的方針，顯然與帝國主義表示只有袁世凱當大總統才能得到它們的承認有關。孫中山一再提出要各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後來作為他才能辭職，請參議院公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條件，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正是由於孫中山受到帝國主義的這種壓力，所以他後來說：“我所完全信賴的一些朋友們，在當時對中國內部關係有更確切的知識，他們以袁世凱得到外國列強的信任，能統一全國和確保民國的鞏固來說服我。”《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03頁。是符合實際的。

顯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列強拒絕承認，聲稱只有袁世凱做大總統才能得到它們的信任，與孫中山不得不繼續推行“舉袁”方針，有著直接的聯絡。

南京臨時政府的嚴重財政困難，是孫中山不能改變“舉袁”方針的又一重要因素。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新生的政權在財政問題上所碰到的困難像南京臨時政府那樣嚴重。臨時政府成立伊始，便有這樣的傳聞：“可供行政管理費用的稅收，甚至不夠交付各部總長的薪金。”《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454頁。證之以臨時政府成立時向上海的廣東商人，廣、湖兩邦借開辦費銀40餘萬兩(議訂月息7釐);民國元年1月26日，臨時政府又通過滬軍都督府的財政部長朱葆三，要求吳興人劉錦藻將其英租界中的二處房產向英商永年人壽公司抵押銀15萬兩，然後湊足20萬兩，以8釐行息(限6個月內本利償還)，借予臨時政府使用的情況來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2輯，第319、334、335頁。，臨時政府財政的緊迫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臨時政府一開始就陷入嚴重的困難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帝國主義在武昌起義後截奪中國海關全部稅收則為重要原因。中國海關稅收雖早為帝國主義指定為償付外債和賠款，但稅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關道或海關監督全權負責。外籍稅務司的權力，僅限於徵收關稅。武昌起義爆發後，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它們在中國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國的海關，立即開始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活動。10月15日，總務稅司安格聯(FAAglen)叫喊：“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裡去是不行的”，他下令給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AHSugden)“將稅款設法付入匯豐銀行我的賬內”《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頁。。後來，經朱爾典提議，外國公使團竟決議“把全部海關歲入置於總稅務司的控制下”，由帝國主義列強在上海組織專門機構負責接受這些稅款。《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第159~168頁。

對帝國主義這種掠奪中國各地海關稅款的行為，各地的革命黨人雖都先後進行了抗爭，但由於害怕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最後都終於妥協。這樣，武昌起義後，凡爆發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關稅收，無一例外地都為帝國主義所攫取。12月27日，安格聯在一份電報中聲稱：“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確認自己的義務，把關稅全部匯解總稅務司賬內”《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第269頁。，每星期匯交上海分存匯豐、德華、道勝之行，為歸還外債、賠款之用。

由於帝國主義列強截奪了中國全部海關稅款，革命黨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海關稅款這一項比較可觀和穩定的財政補充渠道，遂使南京臨時政府從一開始就陷入財政危機的困擾之中。

為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臨時政府決定發行1億元的公債，利息8釐。“據宣佈，這筆公債的收入除滿足政策的需要外，將用來建立一種金本位的新貨幣。”《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454頁。但結果並不妙。雖多方勸求，臨時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過五百萬元”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中華書局版，第4頁。。其中大部分是南洋華僑購買的。接著臨時政府又發行100萬元的軍用鈔票，但市場信用很低，遭到人們的冷遇，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現“錢業、米店相率停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2輯，第389頁。的尷尬局面。這樣，就迫使臨時政府的解決財政困難的希望主要寄託在外國的財政貸款上。

取得外國的貸款，一直是孫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義後，尚在美國的孫中山即把財政問題視為革命的成敗關鍵。他從美國到倫敦和巴黎活動的目的之一，即為進行貸款。可是，均遭拒絕。但孫中山並未因此放棄從列強取得貸款的幻想，因為他相信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向他所說的“一旦民軍建立起一個為全國所接受，為列強所承認之正規政府時，他們對於在財政上幫助革命黨，將不表反對”《孫中山選集》第l卷，第563頁。。為此，在籌組臨時政府考慮財政總長人選時，孫中山也從有利於取得外國借款的角度出發，以陳錦濤“曾為清廷訂幣制，借款於國際，有信用”《胡漢民自傳》。，決定選用陳錦濤。陳上任後，被授予募籌款項以應財政緊迫需要的重大任務，前去上海謀求外國的貸款。可是，遲遲沒有進展。但孫中山從沒放棄向外國貸款的幻想。據李書城回憶，當時，軍需甚急，黃興焦慮不安。“某晚，黃先生約我同見孫先生，詢問向英、美借款事有無頭緒。孫先生當時還看外國報紙，他放下報紙回答說：外國人曾向我說過，只要中國革命黨得到政權，組織了政府，他們就可同中國革命黨的政府商談借款。我就職以後，曾向他們要求借款，並已電催過幾次，昨天還曾發電催問，請他們實現諾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國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辦公的，明日不會有覆電，後天可能有覆電來，我再告訴你。”而實際上，“以後又過了幾個星期，一直到總統府取消，外國借款還是杳無迴音。”《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198頁。

財政問題中，軍餉是最為緊迫的問題。有的軍官揚言：“軍隊乏餉即潰，到那時只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黃興集》，第100頁。黃興為軍餉問題，急得走投無路。各省軍政府亦同樣存在著軍餉問題，有的軍政府為此還向臨時政府伸手。據胡漢民說：“一日，安徽都督孫毓筠以專使來，言需餉奇急，求濟於政府，先生(按指孫中山)即撥給二十萬，餘奉命至財政部，則金庫僅存十洋。”《胡漢民自傳》。

嚴重的財政危機，迫使孫中山不得不放棄原擬採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抵押，三利息輕”《孫中山選集》第1卷，第569頁。的立場，考慮由私人企業出面，接受條件極為苛刻、有損民族利益的外國貸款。擬將輪船招商局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辦漢冶萍煤鐵公司，換取日本壟斷資本提供大筆貸款。結果遭到輿論的激烈反對，只好廢除了原已達成的初步協議。臨時政府的這種舉動，雖出於萬不得已，但其聲名卻不能不受到損害。孫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說：“此事(指漢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天寒解衣付質，療飢為急。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無論和戰如何，軍人無術使之枵腹。前敵之士，猶時有譁潰之勢。弟坐視克兄(按指黃興)之困，而環視各省，又無一錢供給。”“至於急不擇蔭之實情，無有隱飾，則祈達人之我諒。”《孫中山選集》，第2卷，第85、86頁。孫中山的這封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當時在財政方面所處的困境。

由於財政危機始終無法解決，臨時政府的一些重要決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最明顯的是北伐的夭折。孫中山在領教了袁世凱的狡猾手段後，曾一度主戰。他指示伍廷芳說：“和局至此，萬無展期之理，民國將士決意開戰。”《孫中山全集》，第43、41~42頁。他一再強調財政問題是北伐成敗的關鍵。黃興談到北伐由於財政困難受到阻礙的情形，更加具體。他說：“援灤兵即日出發，惟苦無餉無械不能多派”，“遣軍艦去煙臺與援灤同一事”，“派人去天津之說，亦是要事，刻惟苦無款耳。”《黃興集》，第99頁。伍廷芳曾向英國駐滬總領事透露臨時政府由於無款支付軍餉，極為希望議和早日取得“一項結果”《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383頁。。

由上可見，財政困難的嚴重壓力，顯然是導致孫中山不能改變“舉袁”方針的一個重要原因。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雖有不願妥協的思想，但卻不能改變“舉袁”的方針，還由於他所領導的同盟會這時已經解體，內部矛盾尖銳，和它的上層領導人中“舉袁”以實現共和已成為一種潮流。

中國同盟會在領導辛亥革命運動有著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本身確也存在著政治上的軟弱，組織上的鬆散，和認識上的分歧的弱點。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竟然提出並確定了“舉袁”以實現共和的方針，這本身就是它政治上軟弱的集中表現。在組織上，同盟會從一開始就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的組織制度。在東京雖然成立了同盟會的總部，但它並沒有對各地的支部進行有計劃的領導。武昌起義前，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另樹光復會的旗幟，表明同盟會早已開始分裂。在思想上，同盟會剛成立時已有人對民生主義有所異議，其後則出現政見分歧、爭執不斷的情況。武昌起義後，一些黨人爭奪權力地位的思想膨脹，內部矛盾日趨尖銳。1911年12月14日，《民立報》在一篇以《泣血之言》為題的社論中，已指出革命黨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內部時有齟齬”，“各有意見”。再加立憲派人從中拉攏、分化，更加深了同盟會內部的矛盾。12月4日，章太炎公開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接著，12月8日，劉揆一又發表了《佈告政黨取消從前黨會名義書》，主張同盟會、憲政公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一律取消。《神州日報》1911年12月8日。這就更加速了同盟會的解體。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革命黨人內部的矛盾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胡漢民說：“國內同志以先生(指孫中山)既歸，乃共謀建立政府，舉先生為總統。時章炳麟、宋教仁先已在滬。章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江、浙立憲派人，如張謇、趙鳳昌、湯壽潛之屬，陰逢迎之。章喜，輒為他人操戈，實已叛黨。鈍初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自重，外亦與趙(鳳昌)、張謇、湯化龍、熊希齡相接納，立憲派人因樂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事炳麟才之。”《胡漢民自傳》。于右任說：“當南京政府時，本黨中一種人挾舊日之恨，拼命攻擊，聲言非驅逐宋(按指宋教仁)出同盟會不可，竟因反宋，廢去國務總理。自宋內務總長未通過後，弟見中山，謂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會分裂，中山謂，我當調和。及其後宋作法制局長，亦岌岌不能自存。復因宋系社中人，遂及於我。”《于右任與某君書》，《民立報》1912年9月13日至17日。

在武昌，起義後不久，文學社，共進會二團體的矛盾日趨尖銳。孫武、劉成禺等人因在臨時政府中未得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擊孫、黃。不久，孫武、劉成禺、張振武、時功玖等糾合一批舊官僚和立憲派人組織“民社”，推戴黎元洪為總理，專門與南京臨時政府作對。“對南京的一切設施，監督極其嚴密”，“和議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陣營中，已造成了武昌與南京的矛盾。”蔡寄鷗：《鄂州血史》，第174頁。

湖北軍政府是武昌起義後成立的第一個軍政府，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南京臨時政府剛成立，湖北軍政府就處處與它作對，這在客觀上，就增加了袁世凱反革命的力量，對南京臨時政府極力不利。所謂“就客觀環境而言，則鄂省實已與袁講解，北方得集中力量向南京”《胡漢民自傳》。就是指這方面講的。

革命黨人內部雖矛盾甚多，但他們在舉袁以實現共和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如果說，在武昌起義後的最初階段，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還是人們的一種潛在心理，那麼，經過了兩個多月的醞釀與宣傳，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許多革命黨人特別是上層領導人物的心目中已成為無可懷疑的定論了。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在武昌起義後辦過《民國報》(旬刊)的李劍農描寫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的內部情況時說：“總結一句，臨時政府組織時，一般人的心理，已註定南北和議的成功，已註定清朝皇帝的命運全操在袁世凱的手裡，已準備清皇位推翻後把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作為袁世凱的酬勞品，已準備在袁做總統的時候，便得到共和立憲政治。所以，南京和議尚未成功時，新產生的中華民國的命脈已落到袁世凱的手裡去了。”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政治史》，第124頁。

一般的所謂心理，是指人們對客觀世界正確的和不正確的認識，以及自覺的和不自覺的客觀要求。一種社會心理的形成，往往要經過一定的歷史階段，幷包含著各種因素。但它一經形成，要改變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這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在一般革命黨人的心目中既已形成了我們上面所描述的那種心理，要去改變它自然是十分困難的。“舉袁”以實現共和的這個方針，雖然不是孫中山提出來的，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他也認為不失為達到實現共和目的的策略。由於孫中山在思想上並沒有認識到這個“舉袁”的方針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所以在他的政治實踐中也就沒有自覺地去努力改變這個方針。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所以產生“不願妥協”的思想，並不是來源於認識“舉袁”方針的錯誤，而是由於袁拖延承認共和，大肆玩弄反革命伎倆，力圖破壞革命，和革命黨內部反對妥協力量的影響。這樣，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孫中山終於將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也就不足為怪了。

總括上述，可以看出：武昌起義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從鼓勵袁世凱反正，到確立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直到孫中山的“讓位”，是由當時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這個歷史環境，是由各種因素所構成，並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援，革命黨人極為害怕帝國主義的武力干涉，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順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國，並儘快取得列強的承認。

最後，還應該指出的是：形成孫中山終於“讓位”給袁世凱的這一歷史環境中，其中許多不利於革命的條件，是由於革命黨人主觀認識上的錯誤，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造成的。因此，其中有豐富的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武昌起義到孫中山“讓位”這段歷史為時不到半年，但它的內容卻極為豐富。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段歷史已經將在中國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的所必須具備的主觀條件基本上已顯示出來了，只不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限於主觀條件不能認識罷了。事後，孫中山對這段歷史也十分重視，曾不斷地試圖總結，想從其中得出正確的結論來。但是，事實上，卻長期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就表明了人們要正確地認識世界是一個極為艱鉅的任務。只有依靠千百萬群眾的革命實踐，在正確思想的指引下及時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認識符合或接近客觀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