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親信深度揭祕：蔣為何樂意手下人腐敗？

吳國楨，字峙之、維周，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建始縣原三裡壩區的一個有名的鄉村——涼水埠（現為紅巖寺鎮管轄）。這裡丘陵起伏，溪流交匯，四面環山，呈橢圓形盆地，從明末時就傳之為有名的富貴之鄉，被人稱為山區的鳳凰地。

吳國楨3歲時啟蒙於涼水埠吳家祠堂，很快將《三字經》倒背如流。5歲隨父親吳經明（清朝舉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國民政府陸軍中將）在北京府學衚衕國小讀書。1914年，他就讀於南開中學，與周恩來、張道藩等同窗；南開畢業後考入清華，為辛酉級留美預備班學生，與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等同學，且與他們一起參加了五四運動。1920年代清華畢業後，他負笈北美。在五年的留學生涯中，他先在依阿華州的格林內爾大學學習，主修經濟，兼修市政，獲得經濟學碩士。1926年，吳國楨以論文《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通過答辯，獲得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學位後，起程回國。不久，吳國楨步入仕途，開始其將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歸國後，吳國楨曾應張君勱之邀，到上海國立政治大學任教授。但不久，吳國楨即投身政治，加入國民黨。他先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江蘇交涉員公署祕書兼交際科科長、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長、條約修改委員會委員，後到漢口，任湖北省菸酒稅務局局長、漢口市政府簡任參事、市土地局長、市財政局長，以及湖北省財政廳長、財政部西岸榷運局局長、全國財政專使等；1932年任蔣介石機要祕書，但三天後因飲食不適而請辭。萬聲揚於1932年10月辭去漢口市長一職後，吳國楨升任了漢口市長，直到1938年10月26日江城淪陷。在漢口，吳國楨主持修建中山公園、沿江大堤，籌劃建造市一男中和市一女中，翻修拓寬了十多條馬路，建設下水道工程，使市政建設有了很大起色。1939年，吳國楨出任重慶市長，為解決戰時首都的衣食住行問題竭盡心力。但在1941年，因為重慶大隧道慘案，吳作為主管官員難逃責任，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接著他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其時部長宋子文長期出訪在外，故多次由吳國楨代理部務。據說他與宋美齡有同窗之誼，人稱“夫人派”，在“蔣家天下”裡，這後臺是極硬的，因而他的官運一直亨通。他隨蔣介石參加了著名的開羅會議。光復後接連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市長。

1946年5月14日，蔣介石任命吳國楨為上海市長。吳國楨走馬滬上，面臨的是民怨沸騰、百業凋敝、學潮與工潮相激盪的複雜局面。

既然獨掌一方，那麼吳氏施政有多大的自由度呢？蔣介石是否給了他獨擋一面的足夠權力？吳國楨對此作了這樣的回答：“我非常幸運，我知道我的前任處境有所不同，但在我主政期內，我是比較自由的。”不過，儘管吳國楨是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在滬的軍、警、憲、特等機關礙於蔣的指令和麵子，要接受吳的節制，但這主要限於名義，實際上他們常常當面允諾，背後仍然自行其事。面對共產黨組織的示威和罷工，具有一定西方民主思想的吳國楨，要與那些動輒鎮壓的武夫莽漢達成同一步調，常常相當困難！在談到三青團的作用時，吳國楨承認：“我可以為三青團制定對付共產黨活動的方針，但我對該組織的本身缺乏控制力。”令吳國楨感到缺乏控制力的又豈止三青團一家，軍統、中統、市黨部乃至市警局等莫不如此。以至蔣介石曾特地“指派陳立夫到上海，作為這些組織的協調員來幫助我”。

限制吳國楨手腳的還有來自南京方面的壓力，由於彼此分屬不同的實體，利益和角度有異，京（中央）、滬（地方）間的分歧頻頻發生，有時甚至非常尖銳。1947年8月南京行政院頒佈了在全國禁止營業性交際舞的法令，次年8月又宣佈實行金圓券改革，對上述兩項政策，吳國楨結合滬市的實際情況，均表示強烈反對，但在重壓下又不得不違心地予以執行。

應該說，吳國楨不結黨營私，而且非常崇尚民主作風，辦事特別講求效率，令出必行。由於他強調法治，在上海市長任內就有“民主先生”之稱。他個人能力極強，能為蔣獨擋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吳國楨有著漂亮的儀態，流利的演說，講得一口很好的英語，十足一股洋派神氣，以及按時到辦公室，見了什麼人都給以笑容，甚至和當時氣焰很盛的鬧學潮的學生，他遭到圍攻、推搡乃至捱打也仍保持市長的風度和氣度，並禁止軍警動用武力，這的確使當時但觀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彷彿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現代化的民主市長。

吳國楨在國民黨接收上海中已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現象。“由於事先並未對接收作周密的安排，沒有制定一個確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計劃，以致出現了狂亂的搶奪”，“政府所有的各種機構均受權接收敵產，但卻沒有作集中監督”。接收大員們“表現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開始很快失去威望”。在吳國楨看來，抗戰勝利之初，蔣介石“太專注於共產黨問題了”，“蔣委員長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馬歇爾談判上，而且他正將其所有的精銳部隊派向華北的戰略地區，以便搶在共產黨的前面”，“公正地說，我想蔣介石並不完全清楚接收敵產中發生的事情，因為他被其他更迫切的問題困擾著”。那麼蔣為什麼對如此嚴重的腐敗知之甚少呢？“這正是由於我們政府的整個體制不好”，“以致在蔣的周圍僅是些唯唯諾諾的人”，“一個獨裁政府的問題就在於，沒有一個人，敢於對獨裁者直言這些事，除非他們有確鑿的證據，即使有，也仍然會猶豫不決，因為害怕可能因此樹敵。蔣是吃了自己獨裁的苦頭”。

國民黨的腐敗並沒有隨著劫收的結束而終止，而是愈演愈烈，以致最後不可收拾。吳國楨曾在口述回憶中提到，湯恩伯向他要薪餉，他同意了，但要求清點士兵。湯則將廟裡的和尚事先穿上軍服，點名時答到。

吳國楨也曾屢次向蔣介石反映官員中的腐敗問題，但他總感覺蔣介石當面既未表現出嫉惡如仇的態度，事後也沒有采取切實的制止措施。時間長了，吳逐漸感悟到蔣容忍腐敗的隱祕心態：“他多半是以對他本人的忠誠與否，而不是按他們的能力來挑選指揮官，只要一個人對他忠誠，有點腐敗他也不在乎”，“他對下屬的腐敗是樂意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變得腐敗了，那麼對他就更加唯命是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