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軍閥馮玉祥談教育 “雙料少爺”教育要不得

抗戰期間，成都私立蔭唐中學(在成都時名瀛寰中學)在青城山辦學8年。馮玉祥、老舍、碧野、方然、王元輝、黎光明等一大批文化人，和蔭唐中學的學子們，在此留下一段值得追憶的往事。

還我河山

馮玉祥激勵師生

1942年8月11日，馮玉祥在老舍和王冶秋陪同下，在青城山考察並寓居一段時間。

從建福宮下來的路上，馮玉祥看見蔭唐學生推著滿車菜蔬往長生宮方向走。他說：這樣辦學搞得好，一般學校都是造“雙料少爺”，這個學校能讓學生推車買菜，真是好教育。馮玉祥又對隨行人員說：“現在洋學堂出身的學生，多半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殺雞。所以他們一入社會，便想往高處爬，戴著六親不認的帽子，穿著斯文掃地的褲子，儘想不勞而獲。舊的已經腐朽，新的又在發酵，社會怎麼能弄得好？”

蔭唐中學教務主任及各班學生代表來請馮玉祥演講。大家就地立正，鴉雀無聲。馮玉祥的題目是《青年如何愛國》。他說：“各位曉得何以能在這裡讀書？就是因為300多萬忠勇戰士在前方用他們的血肉築成一條新的長城，擋住日本鬼子的緣故。”

馮玉祥把自己著的《不忘國難問答》讀了一遍。他說：“雙料少爺”的教育是要不得的，一定要實行吃苦教育、儉樸教育。他說，以前見過陶行知的一篇文章，寫一位農家姑娘，上學校後看別人都穿高跟鞋，自己沒有，就回家逼著母親買。家裡沒有錢，經不住姑娘三哭兩鬧，只好把老牛賣了，給她買了雙高跟鞋。放假了姑娘回家，看見田裡掌犁的是爸爸，拉犁的是媽媽，很驚奇：“我們的牛呢？”父母沒回答。問急了，她媽媽才說：“你腳上穿的不就是我們的牛嗎？”

馮玉祥對學生們說：“諸位都是青年主人翁，今天非咬牙吃苦不可，鍛鍊身心，學習打鬼子的方法，一切為了抗戰，才能把中國從次殖民地的地位上解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算是愛國的青年。”

馮玉祥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激勵師生。

吸引名師

山澗清流雜鳥鳴

由於蔭唐中學供給教師的福利好，加之當時全國各地抗戰，青城山倒成了一片淨土，很多文化名人在此避難，其中部分青年當了蔭唐中學教師，在此既可安身，又可做學問。

著名畫家屈義林曾任蔭唐中學第二班國文教師。屈義林是徐悲鴻得意弟子，1931年參加南京抗日請願運動。後來在南京中央大學組織“黑白畫社”，主辦《時事論壇》，主編《中國日報》圖書週刊。後供職於中央軍校成都分校、蔭唐中學、南虹藝術專科學校等。1945年任重慶民眾教育館館長，參與營救進步人士。新中國成立後，創辦“南州藝院”，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成都吳芳吉研究會會長。

擔任蔭唐中學國文教師的還有著名作家肖萸和方然。

肖萸在20世紀30年代即知名於文壇，是“七月”派核心作家，郫縣人，與沙汀、艾蕪是同學。先後受教於胡適、梁漱溟、魯迅、李大釗、吳虞等。1920年秋，他發起成立成都第一個安那其組織“無社”。1926年投筆從戎，進入黃埔軍校第七期。1944年任教於蔭唐中學。著有《曲阜》《萬有青先生》等。

方然是現代著名詩人、文藝批評家、翻譯家，“七月”派重要作家。高中畢業後得到地下黨幫助，於1938年投奔延安，進入陝北公學。1940年經組織安排，到大後方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積極從事革命文學活動。1942年與杜谷、蘆甸等成立平原詩社，1947年與阿壠等創辦文藝刊物《呼吸》。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長，“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1944年，方然化名朱聲，和夫人錢英潛入蔭唐中學，以教學活動為掩護開展黨的地下工作。鄒炳章回憶：“朱身穿長衫，不帶教案，講課內容脫口而出。”

碧野是現代著名作家，廣東大埔人，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理事、蔭唐中學教師、莽原出版社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作協理事和湖北省作協副主席。著有《丹鳳朝陽》等，其散文名篇《天山景物記》收入語文教材。

碧野有散文《長生宮之憶》回憶他在蔭唐中學的教書生活：蔭唐中學所在地長生宮環境清幽。白晝，只有教師講課聲夾雜著山鳥的鳴唱;夜裡，傳來宮門前山溪的流水聲。一天，著名作家老舍突然來訪碧野，正值星期日，碧野逛鄉場去了。老舍沒有找到碧野，和傳達室老頭聊了半天。他鄉遇故知，原來老舍和傳達室老頭都是八旗子弟。

山居有時也感寂寞。碧野後來萌生去念。一天清晨，校長手拿掃帚，走進碧野的房間說：“先生，我給你掃地來啦！”懇求碧野不要離校，碧野非常感動：人間哪有這麼忠厚的校長？於是留了下來。

蔭塘學生

種子漸成棟樑材

在青城山8年，蔭唐中學的畢業生非常多。碧野回憶：“受到教育的成千上萬學生，正如撒落大地的種子，粒粒飽滿成熟。據我所知，他們很多都成了國家的棟樑之材。”

著名藏學家劉立千就是學生中的翹楚。劉立千畢業於蔭唐中學後，前往康定、西藏、北京研究藏學，曾任國務院翻譯局藏文處副主任、民族出版社副主任。主要翻譯和審定《毛澤東選集》《紅旗》《民族畫報》的藏文版及藏文讀物、黨和國家重要檔案的藏文版等。著有《印藏佛教史》，編譯《續藏史鑑》《土觀宗派源流》《格薩爾王傳》等。他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灌縣籍學生沈仕輝，尚未畢業便懷揣報國之志，參加中國遠征軍，為駐印度遠征軍總指揮長史迪威、薩爾登和副總指揮長鄭洞國掌管印鑑，見證了中國遠征軍在印度艱苦卓絕的抗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