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曾經痴迷魯迅作品：稱其為“生命必需品”

在張學良被囚禁的幾十年中，以在貴州幾年最為不幸。1938年進住修文陽明洞後，因缺乏思想準備，張學良在精神上一度極為痛苦。1941年7月，因所患闌尾炎被誤診，差點要了性命。病好後他於1941年10月1日在日記中寫道：“今天我整整病了三個月，本是一開刀十天可好的病，誤於庸醫誤診斷，延誤時間，誤吃錯藥，不但空費光陰和金錢，幾乎送了小命”。以後又先後遷往靈山麒麟洞、開陽劉育（劉衙）、息烽快活嶺、桐梓華湖，直到1946年10月經重慶遷往臺灣。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裡，魯迅的著作在精神上給了張學良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以至他要全面研究魯迅的思想。

張曉夫在《張學良與魯迅》一文中，披露了張學良在這一時期制訂的《魯迅先生研究綱領》。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資料，無論對我們理解張學良還是魯迅，都有很大的幫助。但由於作者接觸張學良的資料有限，因此該文存在一些錯誤和不足。現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張學良檔案，對該文略作改正和補充，以便人們對張學良與魯迅的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在筆者看來，該文至少存在以下三個方面錯誤：

首先，張學良捐贈東海大學的圖書不是1067冊，而是3900多冊。據張曉夫在《張學良與魯迅》一文中說：“1993年2月24日，張學良將軍在友人的撮合下，將自己珍藏的圖書1008冊，西文書59冊贈送給臺灣東海大學。”也就是說，張學良捐贈給臺灣東海大學的圖書總共1067冊。但據臺灣東海大學周聯華和阮大年1993年2月30日致張學良的信中說：“謹承惠贈本校圖書三千九百七十三冊（另有三箱待點），彌足珍貴，價值非凡。”該信所附《贈書清冊》還詳細開列了所贈圖書的分類統計及各冊名稱。根據分類統計，張學良所捐圖書包括8類，即：（一）一般中文類圖書1468冊（清冊附後）；（二）線裝書1008冊（清冊附後）；（三）西文書59冊（清冊附後）；（四）英文剪貼本（聖經資料）7冊；（五）期刊（傳記文學等）1305冊；（六）手稿26種（清冊附後）；（七）周董事長轉贈99冊（清冊附後）；（八）尚未運回三箱（董事長來校時帶來）。以上八項合計，共3972冊零三箱，與信中所說差1冊，應該是統計時出現差錯。因此，張文所說張學良捐贈圖書數量，僅僅是線裝書和外文書的數量，而非全部贈書的總數。

第二，在張學良藏書中，與魯迅有關的圖書不止兩種。張文說：“在張學良將軍的藏書中，與魯迅直接有關係的書籍有兩種：一是景宋著《魯迅的創造方法及其他》（讀書出版社）；二是《魯迅全集》（長沙版）。”在張學良的檔案中，共有兩份書單，一份是捐贈臺灣東海大學圖書清冊，一份是自己的藏書目錄。查張學良捐贈東海大學的圖書清冊，除《魯迅全集》和景宋的《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外，還有魯迅的《且介亭雜文初編》（編號159261）、《且介亭雜文二編》（編號159262）、《且介亭雜文末編》（編號1592294），著錄均為魯迅全集出版社民國二十九年版。查《民國總書目》文學卷，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只在1937年和1941年出版過這三部雜文集，所以圖書清冊登記可能有誤，正確的出版時間似應為民國三十年。此外，張學良捐贈圖書清冊中還有何凝編《魯迅雜感選集》（編號159241），青光書局1933年版，許壽裳著《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編號159274），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出版。以上諸書，也見於張學良的藏書目錄。

第三，《魯迅全集》（長沙版）並非張學良於1943年購得。張文認為，景宋的《魯迅的創造方法及其他》和《魯迅全集》“兩書系張學良將軍1943年在貴州開陽縣劉育（劉衙）託監管人購得，上有張將軍本人的題款”。景宋的《魯迅的創造方法及其他》是否於1943年在貴陽開縣劉育（劉衙）託監管人購得，不得而知，但《魯迅全集》是1942年而非1943年購得，準確的日期應為1942年7月28日。查張學良檔案中儲存有其1937-1990年的全部日記，這一時期的日記有兩種：一為鋼筆寫的小字本，一為毛筆寫的大字本。其小字本日記在1942年7月28日這天寫道：“老劉由貴陽返，給我買來一部《魯迅全集》，餘喜甚。”其大字本當天日記，寫的要更詳細一些：“老劉從貴陽回來，給我帶回來《魯迅全集》，這是我兩年來所夢想的東西，到底到手了。那是多們（麼）高興哪！雖然是二千五百元的重大代價，可是我能從牠那裡吸收到的也不會少。書雖然是舊貨，可是給我看的是書裡頭的東西，新舊又有什末關係哪！不過是我一想這部書的原先的主人為什末出賣牠哪？不喜歡牠拋棄了，還是為了吃飯用牠換法幣哪？大半是為了後一問題，他為了肚子餓了賣牠，我也是為了精神上缺乏滋養來買牠呀。”上面兩處提到的老劉，是指負責看管其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劉乙光。兩種日記同時記這一件事，而且當天就記了這麼一件事，可見當時張學良的高興程度。由上可知，《魯迅全集》並非1943年託人所買，而是1942年7月28日託劉乙光花了2500元由貴陽買來的。

張學良何時對魯迅的著作發生興趣，至今尚無人涉及。在張學良留下的兩盒文摘卡面中，有兩張卡片值得注意：一張正面為“魯迅論讀書”，下面注有“《讀書月報》一卷九期419頁，何鵬”；背面摘抄了三句話：“讀書有兩種：職業讀書，嗜好讀書。”“讀什末書：泛覽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讀外國書，外國書與人生接觸。”另一張正面為“從魯迅學習些什麼”，下面注有“《讀書月報》一卷五期420頁，羅蓀著的《談魯迅精神》”。背面摘抄五句話：“學習魯迅的戰鬥的精神。”“寧願戰死，莫做奴隸。”“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 “而魯迅從不意識的做一個青年的領導者。”“先生遺留給我們的是寶貴的戰鬥精神，是持久不斷、堅韌不懈的戰鬥的‘魯迅精神’”。

《讀書月報》於1939年2月1日在重慶創刊1941年2月出到第2卷第11期停刊，共出23期，胡繩主編，重慶生活書店出版。該刊物闢有讀書筆談、讀書方法與經驗、時事月論、答讀者問、讀物批評介紹、全國新書日報、全國報紙雜誌一覽等欄目。上面張學良在第二張卡片上的著錄有誤。羅蓀的《談魯迅精神》並非刊登在《讀書月報》第1卷第5期，而是與何鵬的《魯迅論讀書》一起登在該刊第9期，兩篇文章都是為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而作。其中何鵬在《魯迅論讀書》一文中主要介紹了魯迅有關讀書的一些論述，而羅蓀在《談魯迅精神》一文中則結合當時文壇出現的一些對魯迅雜文的非議和抗戰中出現的投降現象，著重談了“魯迅持久不斷、堅韌不懈的”戰鬥的精神。張學良於何時看到這期雜誌，又是何時做的這兩張卡片？現存讀書卡片、讀書筆記和所寫日記中均無反映。查張學良1939年9月22日在其所記《龍場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讀庶謙《怎樣研究白話文》，我發生了一點感想：他全篇東西，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他反對在白話文中，常有文言詞句的殘餘，或是夾雜著文言的文字；關於這一點，我有點意見：寫作盡力用口頭語，那是好的也是對的，可是有時很難寫出，因為我們的字不夠用。……再說，口語有各種方言的關係，有時候難叫普遍大眾懂得，不得不加註釋。寫不出來時，不得不用拼音字。那末有多麼費事！（端木蕻良底《大地的海》是一例）那末在寫不出來時，夾雜了大家都懂得的文言詞句，或文言的字，又有什末關係呢？”。《讀書月報》第1卷第6期出版於1939年7月1日，離張學良所寫日記有兩個多月時間。《讀書月報》第1卷9期出版於1939年10至11月間，能不能據此推斷張學良是在兩個多月後，即1940年初讀到何鵬的《魯迅論讀書》和羅蓀的《談魯迅精神》二文呢？不可以。因為當時張學良所處的特殊環境，加之戰爭狀態，刊物的投遞時間無法保證。除非發現直接的證據，否則很難確定張學良何時看到《讀書月報》第1卷9期的內容。

另外，從張學良抄錄的卡片內容看，第一張卡片基本摘抄自何鵬的《魯迅論讀書》一文，第二張卡片上只有四句話摘自羅蓀的《談魯迅精神》，其中“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這句話在《談魯迅精神》一文中並未出現。也就是說，在讀到《魯迅論讀書》和《談魯迅精神》二文前，張學良可能已經接觸過魯迅的著作，至少看過《墳》，因為這句話出自魯迅的《寫在〈墳〉的後面》一文。換句話說，從種種跡象來看，張學良接觸魯迅著作的時間，可能要更早一些。

就目前所知，張學良至晚在1941年已經在系統研讀魯迅的著作。使他對魯迅產生濃厚興趣的，並不是景宋的《魯迅的創造方法及其他》，而是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1941年10月27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

讀何凝編的《魯迅什（雜）感遠（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於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盪你的神精；我從來不懼怕什麼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於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說——確是得說他是永生。

我們知道，何凝是瞿秋白的筆名，《魯迅雜感選集》一書選錄了魯迅自1918年至1932年所寫的74篇雜文，1933年由青光書局出版。在書前的長篇序言中，瞿秋白對魯迅的思想和作品作了詳盡的介紹，充滿了鮮明的階級性和戰鬥性。魯迅投槍匕首般的雜文，經瞿秋白的編選，深深地打動了張學良，使他感覺到，魯迅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於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盪你的精神”；從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張學良，在魯迅文字之前竟然“發抖了”。魯迅（作者）——瞿秋白（編者）——張學良（讀者），在這裡被某種意義貫串起來。當然，張學良能夠在魯迅的文字面前“發抖”，說明此公慧根不淺。可以設想，一個麻木的奴才、無行的文人，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在魯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發抖”的。

《魯迅雜感選集》對張學良的影響可能不止這些。1941年10月9日，張學良就在日記中寫道：“文學這東西，有時使你煩燥，煩慍，但也會使你快活，快樂；會使你糊塗，也會使你清醒。”張學良所談的對文學的感受，包括煩燥與快樂，糊塗與清醒，或許是讀了魯迅的雜文後產生的。1942年2月3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又寫道：“中國人做一事，喜歡人家說他對，如果人家批評他的錯，他就不大高興了，到底他所做的事是對或是不對，連他自己也模模糊糊地。不求真實，欺人欺己，中國人的大毛病。”1942年3月2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以《咱們的一點小毛病》題，記下了與2月3日日記中內容大致相同的話。張學良在這一時期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也應該受到了魯迅的啟發。

這段時間，張學良有點迷上了魯迅。1942年5月23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這段話：

人家說魯迅的文章刻薄，我覺得他的文章真實透徹。他的話是敢說，是不留情的，所以人覺得他是刻薄。要知道中國習俗的糟糕就在此等處，總認為虛偽點是忠厚，說老實話的就是刻薄。譬仿說，有人叫你批評批評他，或者批評批評旁人，你總得留點餘地，否則你赤條條的把他們的短處全盤說出，那你這個人就得算不忠厚了，並且你會招人家怨恨，或者招了禍來；所以在現在中國一般人，認為虛偽點是忠厚，也是自保的上策；也就是中國今天政治上和社會上一般的糟糕原因根本的來源。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急（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末？……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處所。

1942年7月當劉乙光從貴陽買到《魯迅全集》後，張學良喜出望外，決定研究魯迅的思想。8月27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曉得我弄這本東西，是不夠資格底，我的文學，我的歷史，那真是不佩（配）的。”這裡所說的“那本東西”，可能就是張學良寫於《魯迅全集》扉頁上的《魯迅先生研究綱領》。既然無論從文學修養看，還是歷史基礎來看，張學良都認為自己不配來研究魯迅，那他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張學良寫道：“因為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喜歡她，而又煩惡她。我弄這本東西，由於煩惡的成份比喜歡的成份多。”張學良倒是很坦率，他研究魯迅，不是因為喜歡魯迅的文章，而是因為嫌惡他，至少是嫌惡的成份比喜歡的成份多。他接著寫道：“從先我喜歡弄‘雅片’煙玩，到後來弄上了癮，我深知到了牠的毒害是什末，也瞭解了牠怎樣的毒害了大眾，為了戒除牠，我可吃了一嚇（下）苦痛。我有‘腳氣’病，大夫給我注射‘維他命’，我煩惡這注射，因為牠刺我痛，可是牠能治療我的病，不是滋養品。‘維他命’是人身上的必需品，我缺乏牠，我就成了一個病人。窮苦的人們因為吃的不好，缺乏‘維他命’，我是因為吃的太好了——吃純白米，竟（淨）吃肉少吃素菜，廚子把東西煮的太熟，因為調和滋味的原故。”在他看來，魯迅的文字雖然刺痛了他，但魯迅的思想就“維他命”，是生命的必需品，須臾不能離開，所以他繼續寫道：“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後，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相（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時，他是‘維他命’，人生永遠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貴的補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東西。不過由他提煉發現了，好相（像）大夫們由米糠裡提煉‘維他命’一樣。”最後他指出：“我以十分的誠意，把我的這時候的感覺，清清白白的寫出來，供獻給和我同病或不同病的參考，也許有些好處……。”張學良在這裡對魯迅思想的比喻極為形象——是“維他命”而非“芙蓉膏”。在不斷有人對魯迅非難的今天，仔細品味張學良的這段話，不免使人感慨系之。

當然，我們也知道，張學良是一個有慧根但無長性的人，他可以在短時間內發動驚天事變，卻不可能持之以恆地從事一項學術研究，也就是說，他一個人很難完成這個研究計劃。從現在公開的張學良檔案及各種手稿中，的確沒有發現其系統的或比較完整的魯迅研究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