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借刀殺人 用西北馬家軍剷除軍閥孫殿英

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事件持續時間並不長，自1933年5月孫殿英提出“西撤”之請到1934年3月“徹底解決”，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但由於此事件與“新疆事變”“察省事變”“閩變”等事件錯雜因應，又處於國民黨圍剿中共的特殊時期，孫殿英及國民黨重要軍政人物蔣介石、閻錫山、何應欽、馮玉祥、傅作義、馬鴻逵、馬麟等均牽涉其中，各有打算，致使該事件的發生及解決無不充斥著政治權謀之運用。可見對此事件的廓清，對研究30年代國民黨政治史、派系鬥爭史、西北地方史等均很重要，並對深入研究“察省事變”“閩變”等重要事件不無裨益。

對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已有學者投以關注，但由於受資料所限，難免有疏漏、偏頗或不實之處。鑑於此，本文擬以臺北“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為中心，結合“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和《民國檔案》刊佈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史料，對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進行重新考辨。

一、“遠離漩渦”：屯墾之議的提出

屯墾之議的提出問題，是準確認識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的前提。誰提出？為什麼提出？關係到對該事件性質的探討。

學界對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的最初認識，來自於20世紀60年代姚鈞和王劍萍的兩篇回憶性記述。對屯墾之議系誰提出，均未有詳細交代，只是籠統講是“奉命”。楊效平在《馬步芳家族的興衰》一書中，提出是“一九三三年六月，馮玉樣在下野通電中提出善後辦法六條中，建議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蔣介石為了促使雜牌軍互相消滅，便利用這個機會，發表了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90年代初，張嘉選發表《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芻議》一文，在對戰爭責任誰屬的問題探討中，認為：“孫氏任青西屯墾督辦是'國府'之'特派'，決非他本人之所欲，更不是自封”，“中央委任孫為青西屯墾督辦是件猝然之事，恐連孫殿英本人也始料未及。孫部之所以即行開拔，實在是軍令如山倒。”沈社榮等在《孫殿英屯墾青海問題再認識》一文中，也有“1933年6月下旬，正當馮玉祥察綏抗日同盟軍與日軍展開激戰之時，國民政府忽然委任身擁重兵、駐在平綏路上的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之語。隨著《民國檔案》在1994年第4期和1995年第1期連續刊載《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和《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續)》，從檔案上豐富了對此事件的認識。於是學人對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有了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劉東社由此提出屯墾之議是由孫殿英自己提出的，“早在6月初，處於騎牆中的孫殿英便已萌生了遠避是非、抽身事外的念頭，於是私下活動欲赴西北另覓出路。6月8日，孫致魯雨亭並轉呈行政院長汪精衛電稱：'刻函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表示'願率所部移屯陝北、綏西邊荒……伏乞轉陳委員長俯成職志。'”

那麼，屯墾之議到底是誰提出的呢？

從蔣介石檔案中，可見的最早提及孫殿英屯墾事件的是王章發給蔣的電報。1933年5月30日，蔣介石接到王章電報，稱：“孫總指揮語意擁護中央，爾後決不參加任何內釁，此予每次談話均有確切表示，而此次當馮玉祥先生通電未發表前，惟恐起各方誤會，即有要求何部長準本人暫去天津，以避免與馮先生之接觸，及馮先生通電既發表以後，乃迅派韓處長麟符去平謁何部長解釋，併為堅絕表示擁護中央起見，要求將所部調回原防或西部包頭一帶，與馮先生隔離，而釋各方之嫌生，由以上情上觀察，可見孫總指揮不再參加內爭，擁護中央之堅絕意志。”此電文實際上是與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通電就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事相因應。馮在26日日記中，記有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軍隊情況：“佟(麟閣)之兩師，吉(鴻昌)之兩師，馮佔海一萬，方振武二萬，孫殿英三萬，鄧文一萬，張礪生、黃顯聲、張××(原文如此)。”無疑，孫之部隊是重要組成。而孫的態度在王章電文中似可透出端倪，其欲“西調”以“避嫌”之意躍然紙上。無獨有偶，細翻馮玉祥日記，馮曾在5月9日日記中記有：“孫殿英來電，不可開張云云，蓋不可有如何組織也。”可見孫對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之事態度有所保留。在得知馮玉祥委任十五個總指揮、孫為第二路時，立請蔣伯誠致電蔣，表示：“魁元對此事，事前絕不知情，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何忍同室操戈，在昔因馬蘭谷譚某之事，國人目我為匪，中央視我為叛逆，所以自闢途徑，常走極端，近因努力抗日，國人嘉譽非常，中央倚重方殷，已入光明之途，何能喪心病狂，自損身價，務懇轉電蔣公代為剖白，魁元擁護中央，誓無他意，請勿遠念為禱。”後又親發電報給蔣闢謠。

31日，蔣接到戴笠電，稱：“頃接北平鄭介民同志豔亥電稱，孫殿英對馮之反抗中央行動決不參加，孫已派韓麟符來平向何部長陳明矣，孫於接馮之通電即大罵馮不明大義，擬藉病離赤城，並請分會將其部調他，以息逆謀等情。”再次提及孫欲“他調”之請。6月4日，蔣接到黃郛來電，稱：“前在敬之處閱及孫殿英來電，略謂血戰歸來，決不再加入內戰，即使全部被解散，亦所不惜等語。此電二種看法：(1)表示不與馮合作;(2)表示不打馮，對馮守善意的中立態度。因思北友中潘復、程克二人與孫交好，當即設法運用。前孫派代表持函來見，據其代表口頭表示，謂孫志在屯田，一因自知學識不足以任他事，二因所部士卒若不為之安頓，殊難善後，故願在邊地屯墾效力，倘中央能予以屯墾督辦或屯田專使等名義，彼必感激知奮云云，今後究應如何應付，乞酌示尊意，藉資參考為幸。”

6月8日，孫殿英致魯雨亭電：“魯雨亭弟：轉呈院長汪鈞鑒：此次察變，謹遵指示辦理，刻函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況戰事結束，大軍雲屯，非切實縮編，實不足以差其後。職意我國兵士素乏專技，一離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實昭昭具在，與其裁而遺禍於社會，不如留而興利於國家，屯墾實邊實為上策。職不敏，願率所部移屯陝北、綏西邊荒，以為之倡。伏乞轉陳蔣委員長俯成職志，則數萬之眾將永能自食其力，以圖生產，且西北邊區遼闊，容量至巨集，如能調軍隊屯戍以充實之，亦謀國之要圖。謹供愚忱，伏乞垂鑑，益盼電示。”

以上觀之，屯墾之議提出系孫自提，直接目的在於與察事廓清關係，以“遠避漩渦”。而實際上，孫亦深知所部在察事中的重要地位，藉此機會提出屯墾之議，中央不得不詳加考慮，以實現其率部退入西北，即可避免暴露於與日軍抗戰的前線，又可避免中央對其部隊的縮編，儲存實力。況且，西北地廣人稀，並非中央軍勢力所及，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因蔣對孫嫌隙已久，此次屯墾之議的提出，系透過何應欽等政要輾轉向蔣提出，併力表擁護中央，不啟內釁的決心。需要注意的是，此時孫提議屯墾之地尚為陝北、綏西等地，而非青海。何應欽曾為此致電閻錫山，詢問“可否將綏西之佘太、五原、臨河三縣劃予孫屯墾”，閻以“晉綏軍因餉需支絀，不得已屯墾綏西，正患兵多地少，再添隊伍實屬無地可容，至孫軍協餉原系攤自民間，早已精疲力竭，自孫軍開拔後，各縣人民以民窮財盡，屢次來省請願已停攤兩月矣，承示各節，實屬無法應命”，“覆電拒絕”，並稱此是“易禍察而禍綏，變日禍為俄禍”。李服膺在對孫代表徐理中詢問中有“向口外移動較為妥當”的建議。至此，才有屯墾青海之議。

二、“以鄰為壑”：屯墾之命的出臺

如前所述，學人因對屯墾之議的提出問題存有爭議，所以對該事件性質亦有爭論。如姚鈞稱：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之意，“既以削弱馮玉祥在察北號召抗日的實力，同時亦藉以消滅西北地區的非嫡系部隊，以統一軍權。”楊效平稱：“這場拒孫之戰是蔣介石一手導演的一次以消滅異己為目的的不義之戰。”王劍萍認為：“蔣之用意：一是削弱馮玉祥在察北號召抗日的勢力;二是引起馬步芳與孫殿英的矛盾，待兩虎相鬥，兩敗俱傷時，乘機遣兵，一舉全殲。”郭緒印認為：“蔣任命孫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這一任命實際上是一箭三雕，(1)可防止孫殿英與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聯合;(2)可調動馬氏打擊孫軍;(3)可在孫馬之戰中，削弱西北諸馬，最終使各方俱傷。”高屹提出：“為了消滅'西北馬'，蔣介石在與'西北馬'武力衝突和地盤爭奪的同時，還安排和挑唆了'孫馬大戰'等地方實力派間的爭鬥。”沈社榮、郭迎春認為：“國民政府釋出這一命令，除離間孫馮關係外，還迎合了當時'化兵為工'和'開發西北'的思潮，並試圖以武力進入西北來試探回族軍閥。”《寧夏通史》中亦有：“蔣介石此舉一來可以削弱馮玉祥號召抗日的勢力，二來可借孫殿英之力節制寧夏馬氏家族的勢力。”

綜觀以上論著，學人極欲解答蔣在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中的角色問題，但受資料所限，大多為猜測性結論。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不妨梳理一下從孫殿英屯墾之議的提出到任命的發表之間，蔣都有怎樣的態度？

1933年5月15日，蔣致電陳濟棠：“昨據張家口確報，某處共產分子出入往還者日多，而同時派人赴津，與日某要人勾結。欲聯合湯玉麟、馮佔海、劉桂堂、孫殿英、方振武各部。根據察綏反對中央，與港滬方面之政客，互相呼應，以實行其倒蔣和日之工作者，醞釀甚急，信使不絕，未審兄處亦略有所聞否？”並感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5月28日，收到劉健群電報，稱：“現孫魁元在觀望中，宜拉攏之，使之不為馮用，使馮無能為矣。”後又接蔣伯誠電，稱：“孫殿英派代表對職表示絕對服從鈞座，如馮通電有孫名時，可以通電否認。”可以想見，蔣在30日接到王章電文後，立即批覆“當轉何部長核辦”，並要求何應欽對“孫部要求西撤包頭”要“詳加考慮”時，對孫殿英該如何處置，尚未有定議。6月5日，蔣曾致電黃郛商議如何處置馮、方事時，提出：“孫殿英屯田地點，意在何處，春間方振武亦有五原屯墾之要求，彼輩似均注意在此，有無特殊背景，若為安頓部下，名實相符，且有具體可行之計劃，則亦未始不可商洽也。”對孫的屯墾之議仍有顧慮。

《塘沽停戰協議》簽訂後，國民黨內各派反對對日妥協益烈，國民黨政局受到各方衝擊，此時如何解決察變，關係重大。按蔣語：“此事若不早為之所，彼馮、方、孫(殿英)各部，日事兼併，則察張(察哈爾張北)之淪入日偽，益不可救矣。”所以決定取斷然處置之法，於6月10日致電何應欽，稱：“塞北現狀，因日人異常重視，更應立即採取斷然之處置，盼即斷行，勿稍遊移”，“倘再徘徊瞻顧，則牽動更廣，困難益多，必貽噬臍莫及之悔，唯兄毅然行之。”又電蔣伯誠曰：“馮方如能徹底解決，則孫部移墾綏西，自屬無妨，惟孫函要求西移屯墾，與解決當前問題同時頒發，恕彼之率部西移，實欲為馮之掩護，使之遷地為良耳。請與敬之、膺白兩兄妥籌應付，可暫安其心而允其請。惟必須俟其協力解決塞北，乃可明令西移也。”

6月11日，馮玉祥發表通電，否認“勾結日本”、“聯俄投共”，北平軍分會以馮既表明態度，即邀宋哲元、龐炳勳擬定具體辦法，由張吉墉、雷季尚代表赴張垣晤馮，面商一切。6月15日，宋哲元代表張吉墉及馮玉祥代表雷季尚返平晤宋覆命，“宋對馮意見頗表滿意，經宋等一度商談，對馮所提辦法，附加意見後，即由熊(斌)轉達何應欽，何當晚即急電中央及蔣”，蔣電覆何稱：“孫軍屯墾青海，鞏固邊防，極贊同，請即徵孫同意，明令發表。”

需要澄清的是，6月15日，馮玉祥致電宋哲元允取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名義，並提出具體意見七項，其中一項即為：“孫殿英轉戰千里，功不可沒，以之開發西北，定當於國有裨，望早促成。”因此通電在《國聞週報》《大公報》等均有報道，學人楊效平和張嘉選等據此均認為孫殿英屯墾之議，是由馮玉祥提出，蔣最終採納的。首先，必須明確的是，蔣早在馮提出此議之前即有對孫殿英要求屯墾之議的考慮，5月30日，蔣在王章來電上批覆要對“孫部要求西撤包頭”“詳加考慮”;其次，對馮此議的真實意圖，是旨在保留孫的部隊，以有策應？抑或保全自己，不受孫部攻擊？還需進一步分析。馮玉祥曾在6月6日日記中記有：“孫殿英之兩條，一為佔領張家口，一為調離鐵道線。然他是要佔領張家口的，土匪還能講義氣？還能共患難？未之有也。”可見馮對孫已生怨憤，並對孫表示不信任。與此同時，閻錫山於6月13日收到李服膺電報，稱孫殿英派代表來：“稱中央近擬使殿英主察，武力驅馮，如不同意，應即離開鐵路正面，讓他軍去幹。所謂他軍，意即指馮欽哉軍，或龐炳勳軍而言，殿當即派員探馮意向，馮答至死不離張垣，誰來和誰打，殿處此頗覺為難，蓋離開鐵路則無路謀生，武力對馮又心所不忍，現擬繼續勸馮速離張，赴京供職，實現精誠團結，如仍不諒解，則為子求生存計，或將被迫遵照中央意旨，對馮採取斷然處置雲。”實際上，還在此之前，孫已向閻示好，6月11日閻錫山致徐永昌電稱：“頃殿英派代表來意：(一)中央決定打馮孫;(二)我能否設法儲存;(三)殿英將來或退陝北或退綏西;(四)我如果不能袒護，殿英即下野，一切事均交我處置後，殿英即常駐太原從事農作等情。我答以只要馮先生肯到中央，殿英我擔保指定駐兵地區，給以地方警備名義，我意馮孫如果合而西退，我方將受極大之損失，國家將貽無窮之後患，希執事運用之，務使孫勿捲入為要。”

15日汪精衛疑慮重重致電蔣，表示：“現在馬仲英部已直逼迪化，青海馬麟、馬步芳等表面與馬仲英相反，實際則相通，此時若發表以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馬麟、馬步芳等難保不生疑懼，促成回教民眾脫離獨立之趨勢。”17日蔣覆電稱：“所慮殊有注意之必要，青海屯墾名義，本敬之來電所請，嗣接敬之續電，謂孫部由察赴青，須取道蘭州，實多可顧慮，不如改為新疆屯墾督辦，由察入新云云。孫循此路開拔，則凡塞北之反動部隊，孫將悉挾之以西趨，馮必隨軍而行，遷地為良，益難收拾，且目下新情複雜，如兵力未到，先委孫以新疆名義，亦恐益增新局之糾紛，故孫之名義發表為一問題，實行屯墾之地點及應經路線之規定，又別為一問題。蓋事實上，非察事觕定，孫部不能西移，如確已西移，則青新本屬毗連，不妨將來再發酌改也等語呈，孫之屯墾無論在青、在新均足惹起多少疑懼，或別生糾紛，應否指定新青交界之邊區，或劃定新省之一道，抑另有其他適當之規定，請兄妥籌酌定為荷。”

17日，孫在得知蔣擬令其為屯墾督辦訊息後，“不勝歡舞”，希望“將屯戍青海之命早日促成”，並表示“惟命是聽”。19日，何應欽再電蔣、汪，稱“孫殿英部數萬人現駐平綏路上，與馮相距甚近，孫不調開，察事終難徹底解決”，20日蔣電汪，請其“速發表。”可當考慮到“新變”時，蔣又開始搖擺。6月23日，賀耀祖致電蔣：“頃晤汪先生知明日行政會議將使孫殿英屯墾青海，職以申請再加審慎，但因鈞意已決，勢將通過，職意馬步芳與馬仲英現因私恨，尚相水火，此令發表，勢必複合，以謀新疆甚至回教軍全部聯合以謀反抗，則西北危，似宜加以考慮孫部行軍須時數月，馬部聯合較為迅速，是移殖之利未見，西北亂象先成，則不若先以其他名義使移甘肅，相機再入青海，庶不致居於被動地位，在方法上加以變通保留伸縮餘地，職心所謂危難安緘默，如蒙採納望急電汪院長緩一星期發表，以資商榷。”蔣在接賀耀組電文上批示：“電汪院長如未發表，則暫緩發表亦可。”同日，汪精衛也致電蔣，表示“本晨國防會議已決定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稍遲數日即正式發表，已電請敬之轉告殿英，所以加西區字樣，即系依照吾兄於青新之間劃分一省之意，且馬麟、馬步芳等部皆在西寧，屬於東區，殿英若往西區可免衝突，所以稍遲數日，始正式發表。”

6月23日，馮玉祥改變解決察事態度，表示：“通電取消同盟軍名義，須俟宋返察後再商。”次日，馮任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吉鴻昌為總指揮。方、吉奉命後，即通電就職，所部集中張北，分路前進，表示不放棄抗日旗幟。為此，何應欽致電蔣：“此間應付方法，擬一面請中央速下孫魁元青海屯墾督辦之令，俾平綏路上孫部可以早調開，蓋孫馮之間實有默契其對中央用兵，察省謂系假途滅虢，孫不調開，欲以軍事解決，實不可能也，一面正設法分化張人傑部，使其不再跟著馮方亂走，只要孫、張兩部無問題，則對察事無論以軍事、政治解決均較容易也。”24日蔣覆電表示：“馮無誠意，又翻定議，本非意外，彼拖延應付者，純欲待西南之事變耳，現西南積極方面之醞釀，方盡力分別身份消弭，能否生效尚無確實把握，果有異動，則華北變亂必立即擴大，悉中氣候兵狡計矣，孫魁元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之名義，據汪先生漾電國防會議業已決定，此亦屬以鄰為壑之暫時辦法，西北各方鹹起恐慌，孫是否確願拜命速拔，經行路線極關重要。”26日，何再致電汪、蔣，表示：“孫部駐在平綏路上，影響察事之解決甚巨。現其屯墾青海之名義，既經國防會議議決，即乞中央早日明令發表為禱。”迫於此，27日，蔣致電何轉孫殿英，稱：“政府擬任兄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惟不知兄是否即能赴任，政府經費困難，兄赴青經費有否著落，皆望詳示。”是日，國民政府明令發表“特派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8月2日，孫殿英發西進屯墾通電，表示“為國家前途找出路，為整個民族謀生存……誓不參預內戰，而願率所部努力屯墾於邊陲，作異日收復失地之根據。”

由上觀之，孫殿英屯墾青海之命的出臺，實為應付“察事”“以鄰為壑”的無奈之舉。蔣等深知此將對西北影響甚巨，但礙於收束“察事”需要，遂只能在選區和經行路線上做補救性考慮。如“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的出臺，系採取蔣之意，於青新之間劃分一省。

三、“勿養癰為患”：除孫之謀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人多喜以“拒孫”之役或“孫馬”大戰，來指代發生在寧夏境內的對孫戰役。這一指代名稱的出現，極易將此次事件簡單地歸結為西北諸馬和孫殿英之間的較量，而忽視國民黨中央在此事件中的作為，更易忽略國民黨政要人士如蔣介石、何應欽、汪精衛、閻錫山、傅作義等對此事件的態度、政治考慮、權謀的運用等，致使對事件的研究多有侷限。

國民政府這種“以鄰為壑”的辦法，在其醞釀期就遭到諸馬反對。學人劉進在《孫馬大戰：國民黨中央政權與諸馬軍閥關係初定型的關鍵事件》一文中，認為馬麟是在6月24日接到馬騰雲電報告“中央將任孫殿英青海屯墾督辦，不無影響青海大局”後，才得知孫殿英屯墾青海之事的，於是就於次日致電國民政府，以“訊息傳來，青屬之蒙藏同胞頗形不安”為由予以反對。實際上，關於孫屯墾之議早已被報道，《申報》在6月14日就刊登有“中央將設西北籌邊委員，會察事解決後，中央即發表商震任豫主席令，商部三師及高桂滋部均開豫，孫殿英部將調青海，孫將任青主席，兼西北屯墾督辦”。同時，在6月23日，蔣就已經收到朱紹良電報，轉達馬鴻逵詢問此訊息確否之事，馬鴻逵稱：“馮、孫目標未便即在青海，闢達包西北，即有他虞，西北情勢岌岌可危，若總座視西北為重要根據之地，似不宜任彼輩前來。”蔣介石復朱電稱：“升孫青海屯墾督辦之請”，系“孫之自願，謂朝奉明令，夕可西拔”，“惟孫不調離平綏沿線，察事終不易收拾，且非指定之屯墾地區不可，此則最費躊躇矣。”並批示：“中料即使發表，孫必到綏西停留，決不來青，請以此意慰勉各方。”對於馬麟25日電，蔣批：“覆電慰勉。”

6月30日，蔣電詢何應欽，“孫軍西行後，對於察事，曾否有徹底解決之準備”，並“仍恐孫軍到青，馮必潛往，則察事雖平，青難又發，從此禍結西陲”，又電楊永泰轉汪精衛：“孫殿英屯青名義已發表，弟深慮孫軍西行，馮復潛往，察事雖平，青難又作，邊緣難制，顧慮□多，現在亟應補救者，即如何能使與馮絕緣，如何能免諸馬生心。”7月2日，蔣在評論時事時，有“孫殿英屯青命令發表，青海亦一大患，茫茫前途，不知所止”之語。可見在任命孫殿英為屯墾督辦之時，蔣並非對青海之患沒有顧慮，更非如已有研究中所稱，有“作壁上觀”之目的。7月3日何應欽來電稱：“俟其(孫部)一旦開拔時，如馮(馮玉祥)尚不自動解職，擬即以龐炳勳師先行接孫部之防，次令馮欽哉師、關麟徵師繼續跟進，並令東北軍兩師參加，另令傅宜生部先開回綏遠，嚴行堵截，以上各項均已接洽就緒，惟待孫部之開拔矣。”蔣立批：“所擬甚妥，希即照此，趕緊速辦，不可再有變更。”在此種情況下，對於行政院7月9日發青海省政府電中所稱“中央對於青省情況向極關切”，“惟中央此次遴任屯墾督辦，也曾經深慎考量”之語，其中所含之“考量”，不難理解。

8月14日，馮玉祥離開張家口，在察軍事“盡交與宋主席(宋哲元)酌奪安置”，察事初步解決。19日蔣致電甘肅朱主席紹良：“事可望區域性解決，不至多所牽動，孫亦自知陝甘寧青拒其西移甚力，頗用躊躇，謂當設法疏通，再行前進，揆其真意，則實欲停駐包頭五原，未必舍近圖遠也”，“此間以孫之去留，均牽涉甚廣，”“然中央並不願孫速入青也，馬鴻賓在平，當另電催之返甘，調馬步青赴寧，而另以其他得力部隊，移駐甘涼肅，以保甘新大道之交通，實亦最好之時機，能否實行，希兄妥密規劃。”9月1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指示對西北反對孫殿英部西移之處置：“孫部西移，固晉綏之所深願，第陝甘寧青反對甚烈，諸馬已著著佈防，準備為武力之抗阻，如一意孤行，則西北必將糜爛，回漢亦益滋糾紛，且孫部庇藏共黨分子太多，愈行愈遠，亦收拾更難，實有從詳考慮之必要，中央處此已進止兩難，暫以觀察事勢之推移，而徐圖補救為宜，請兄妥酌善為應付可也。”16日，再電汪精衛，表示：“孫部進止，均牽動甚大，西行愈遠，恐橫決愈甚，百川如能切實負責處理之，國家地方實皆受其福，倘兄能密為運用，以使之實行，則尤所企盼也。”27日，電蘭州朱紹良，指示對西北之處置，曰：“孫部西移，原屬空氣作用，行亦不遠，少雲太欠沉著，不便以實情告之，請兄善為說辭，加以慰藉，鼓其勇氣可也。寧省為萬一之備，自應厚集兵力，構築工事，節節設防，百川急於送客出境，不惜以鄰為壑，故孫部留包(包頭)既非晉綏之所願，西行則為甘青寧所拒，不進不退，兩方皆受其威脅，此實西北共同之利害，晉閻來人，曾有自願協力負責解決之表示，中央未便主持，最好青寧與晉綏切實密商，純由地方自動協力，一舉而夾擊之，倘能佈置周洽，實最有效之方法，請兄相機運用密為主持為要。”

蔣得汪精衛電報知閻錫山態度，於10月13日轉電何應欽、朱紹良，“關於孫部事，(閻錫山)昨已與少數高階當局慎密討論，僉以為孫部無益國家，毫無顧惜，決遵從中央意志，併力消除。其辦法宜由敬之主持，傅作義所部，現本仍歸北平軍分會指揮，可由敬之直接命令傅作義，此間即命令傅完全服從敬之命令，而以傅本人一軍，李服膺一軍之靖國一軍，趙承綬全軍歸作義指揮，聽敬之命令，協同中央軍擔負此項責任，惟宜使孫稍稍西移，始行動乎，免其與劉桂堂及與馮留察之部隊聯合，或與偽國勾結，以絕後患”，蔣意“以孫部無益國家，遺害地方，當然不能再有顧惜，百川既有決心，當轉敬之妥為核辦，惟現在方、吉尚未殲滅，察邊新編各部，亦未完全整理就緒，若由平軍分會直接命令，顯為主持，恐彼此驚疑，反多所牽涉，最好由晉綏與寧甘當局，切實接洽，妥為不至，作為地方問題，實行區域性解決，迨事已發動，乃聲訴其罪，由中央令分會主持，似較適當。”

11月3日，蔣致電朱紹良轉告劉健群，“此事不能喪失中央威信，更不能使社會對孫同情，最好由兄與馬鴻逵通電，謂阻孫西開，系因該部漫無紀律，且不照中央編制，然後由軍分會下令限期縮編，使孫部無以見諒於人。再行相機處理等語。”

11月8日上午，蔣介石與行政院長汪精衛商討政局辦法時，表明“擬由中央明令孫部暫行停止西進，再待後命，一俟各方佈置就緒，乃取斷然之處置”的態度。9日，蔣徑電孫殿英飭令停止西進。14日，閻錫山致電傅作義，重申“擬由青甘寧電中央縮編孫軍之中央許可之範圍，再入青，然後中央命令綏、甘監視縮編，不聽，則武力制裁”之法可行。

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等發動福建事變。為此，蔣於12月26日致電朱紹良：“中央方有事於閩，閻對孫自有不肯單獨強硬以賈怨，聞馬亦不免與孫軟語周旋，則閻之心旌搖搖難定，自無足怪，故此時即謂閻孫一致，或不盡然，恐屬一時遠禍權宜之計耳，中央既明令孫軍停駐寧甘方面，振振有詞，可本其歷來態度，以示閻而壯其膽，但亦不必使孫難堪，免致老羞成怒，閩事不擴大，孫或不敢斷然西侵，一面仍宜加電膺白、敬之，設法拊循，對閻亦時時安慰之，似此較為適當。”28日，得知“孫軍已向西移動，前鋒抵三星廟附近，擬趁中央應付閩變無暇西顧之時進取寧夏”。遂於30日致電黃郛：“孫之西行縱未能打消，能否設法延緩，毋令即與寧甘衝突耶。”

1934年1月11日夜，“孫部王遂慶特務團及其收編之楊猴小匪騎千餘人，襲佔磴口”，1月13日蔣得電報“孫部騎兵寒日(14日)可到石嘴”，電令馬鴻逵：“孫部前已明令暫駐原地候命，如擅行冒進，自屬妄動，除另電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之命令，盡力防堵，毋稍瞻顧為要。”

1934年1月17日，蔣接蔣鼎文電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友仁等，均由福州退向漳州”，蔣喜曰：“閩逆不久可平定矣。”次日致電孫殿英：“兄部西開問題，去歲中鑑於西北軍民群情沸騰，籲請收回成命，即曾電令緩行，暫駐原地候命，以免西北滋生誤會，數月以來，亦亟欲為兄部妥籌安置之法，尚在繼續考慮中，茲據來電謂與晉綏當局商妥移屯沃野，然行營迄未接晉綏當局之陳報，正去電查詢問，乃兄部突然推進，致與寧夏軍衝突，釀成禍變，揆諸軍人服從之義實無辭以解，吾兄自抗日以還，聲譽日進，中央期許亦至殷切，若魯莽從事，匪特自毀前程，貽人指摘，且恐西北各軍各族，聞風駭懼，轉增將來西行之糾紛，為國為己，均有害無益，切盼恪遵命令懸崖勒馬，自動制止前進，暫行撤回原駐地點，一切聽候中央之處置，掬誠相勉幸圖利之。”30日發電何應欽，主張：“對孫殿英應決心根本解決，擬先令撤其青西屯墾督辦名目，一面與伯川切實交涉，限其即日動員負責解決孫部，否則中央必派隊前進自行擔任也。”31日，行政院撤銷青西墾督辦公署免孫督辦兼職電稿釋出，明令：“(一)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公署著即撤銷。(二)孫殿英著免去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兼職。”

2月14日，北平軍分會委傅作義任晉綏軍總指揮，閻錫山亦派王靖國、趙承綬率部集中臨河，襲擊孫殿英軍後路。2月16日，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聯袂抵平謁何應欽，商榷處置孫殿英軍辦法，決定對孫殿英本人再作最後一次勸告，希遵令將所部交於世銘等分別統率，退出磴口以北待命;如孫不聽從勸告，則仍由晉、綏、陝、甘、寧、青軍事當局加以圍剿。3月11日，晉綏軍下達攻擊孫殿英部總攻令。(103)3月29日，傅作義發來豔電，稱：“孫部三萬餘眾，現已開始陸續繳械，或能達到全部繳械之目的。”蔣親批“務期根本解決以除後患”。1934年3月31日，傅作義致汪精衛等電，稱孫部“本日已全部繳清”。

孫殿英屯墾青海之議的提出，系孫殿英為避禍察事而自提，意欲遠避漩渦，儲存實力。此時閻錫山急欲送孫出綏西，蔣介石、何應欽等礙於收束察事之需要，又恐引發西部禍亂，遂有在新青交界劃出“青西”一地，令孫殿英屯墾之議，正如蔣自承實是“以鄰為壑”暫時辦法，勢必會引發爭端。蔣曾感嘆道：“如藩制不定，不數年則必盡失邊疆矣，本部政制亦應早定;其次，西北孫匪、廣西李白、粵陳、魯韓、晉閻、陝楊諸人亦為邊藩之第二，可不慎乎。”所以，當察事告一段落，閻錫山態度明朗後，蔣擬通過縮編軍隊，明令孫部停止西進，一俟各方佈置就緒，對孫將採取斷然處置。孰料，李濟深、陳銘樞等發動福建事變，孫殿英趁此之際，試圖打破困境，貿然西進，卻受到甘寧青地方勢力聯合抵抗，待閩變初定後，孫殿英部最終以晉、綏、陝、甘、寧、青諸軍隊合力圍剿而解決。

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從屯墾之議的提出，屯墾之命的出臺，到晉、綏、陝、甘、寧、青合力圍剿，無不滲透著國民黨權要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糾葛。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已陷入民族危亡之時，而此時國共之間尚未和解，國民黨內部爭鬥不斷，在對日格局下，不能不引發後人進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