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軍老兵 軍長宋哲元被蔣介石逼得精神失常

就在我受傷的時候，蔣介石命令孫連仲部的二十六路軍把守著黃河渡口，不讓宋哲元部南撤，宋哲元被迫沿黃河西溯，退至山西。到山西后，又倍受閻錫山的排擠。這位在喜峰口、盧溝橋、北平抗擊日寇侵略的愛國將領，終於被蔣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最後，客死成都。

本文摘自《溫故》之十七，原標題為“最初的槍聲 ——二十九軍老兵的抗戰記憶”

2005年10月，我去遼寧錦州採訪了抗戰老兵王世江。九十一歲的王世江是盧溝橋事變的親歷者，是我迄今採訪的唯一的從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士兵，又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任職到軍分割槽司令員一級的軍人。

王世江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牡丹江軍分割槽的司令員。我和老人一見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那枚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發給他的紀念章。能夠領到抗戰勝利六十年紀念章是一種光榮。我採訪過親歷“盧溝橋事變”的大部分倖存者，王世江的政治狀態和經濟狀況應該是最好的。他住在遼寧省軍區第二幹休所，房子是二層的小樓，陽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江的兒子也是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因此，連王世江的兒子都光榮“離休”了。王世江單獨居住，有個下崗工人幫助他料理家務。聽說下崗工人的兒子上了大學，王世江就自覺負擔了那個非親非故孩子的全部學費、生活費。王世江對我說：“我留著錢沒有用。幫助了別人，我最愉快。”

王世江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由於疾病，數年前被截去一條腿。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採訪。王世江的思維很有條理性，他不緊不慢地從1936年他參加二十九軍講起。重點的地方他講得很細緻，我提問的時候他還把問題區分開慢慢回答。快到吃飯時間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務的女工包好了餃子。連著幾天採訪，我們之間混熟了，他一會兒操縱錄影機，給我們看中央電視臺對他的採訪錄影;一會兒，又坐的床上給我們大家拉一段二胡。這位親歷過盧溝橋事變的老軍人始終熱情洋溢、精神矍鑠地和我們談話。

王世江

王世江的床頭碼放整齊的全部是京劇的錄音磁帶，如果我們沒去造訪的話，他除去看電視新聞就是聽京戲的錄音了。

我是一直在做著對親歷抗日戰爭最後一批人的採訪記錄工作，殘酷的現實常常這樣擺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腳採訪，後腳，被採訪者就離去了。”畢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距離今天七十五年了;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距離今天六十九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距離今天也已經六十一年了。

我們都想活埋了這個囂張的鬼子兵

1933年，西北軍在喜峰口英勇抗戰，用大刀片殺敵的訊息，威震全國。也點燃了我們青年人心中的抗日火焰，都想參加這樣的隊伍，抗日救國，誓死不當亡國奴。1936年春天，西北軍馮玉祥舊部宋哲元回老家山東樂陵招考學兵。我就是樂陵人，喜歡聽宋哲元將軍的講話。我在家讀過兩年私塾和三年國小，我聽了宋哲元的話後，就同本縣一百多名青年報名應招了。從此，就在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當了兵，實現了我參軍的夙願。

那時，我二十一歲，家裡人還都勸阻我哩！當時，新兵胸前佩帶著白布條，寫著新兵二字，還蓋著紅色的章，看起來特別顯眼。那時，司務長領著我們新兵一百二十人從山東到天津，準備再轉乘火車到北平。一路上風風光光，誰知在天津火車站的站臺上，突然遊蕩過來一個日本鬼子，大概是警察。他一看中國人又招兵買馬了，就過來阻攔，不讓大家上車。

“在我們中國人的地盤上徵我們自己的兵你們都管？！太橫行霸道了！”

我當時血氣方剛，跑過去和鬼子理論。日本鬼子說：“八嘎呀路！”抬手就給我一個大嘴巴。我也不含糊，一個掃膛腿把日本鬼子撂倒在站臺上。惱羞成怒的日本鬼子隨手就掏槍，正巧，跑來兩名中國鐵路警察，一個警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日本人的手槍，另一個人把我拉開了。一百多兄弟們都義憤填膺，捋胳膊、挽袖子，非要把這個鬼子就地給埋了，可是，司務長說，咱們先趕路，對於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咱以後再說。

參加了抗日的二十九軍，我感到有了用武之地，練好武藝打日本的勁頭更足了。不到半年時間，就把西北軍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單槓)學會了，考核成績優秀，不久被提升為班長。

中國舊軍隊的愚兵政策

西北軍雖然抗戰聞名全國，但是畢竟是舊軍隊，愚兵政策和打罵制度相當嚴重。新兵入伍第一堂課，講的是紀律。連長就這樣講：“軍隊嘛，要絕對服從，比如，我手裡拿一個雞蛋，它本來是白色橢圓形的，官長偏說它是黑色方形的，你們也要隨著說它是黑色方形的。這就叫做絕對服從。”當時聽他這樣講，心裡很不服氣。但沒人敢爭辯，怕的是得不到實事求是的回答，反而招來皮肉之苦。長官隨便打罵士兵，就連班長也隨便打罵士兵。在新兵訓練時，沒有一個士兵倖免於打罵圈子以外，輕的“照半身相”(跪在地上)，重的“吃鍋貼”(用手打脖梗子)和“按兩頭打中間”(四個人按著四肢，用扁擔或竹片打屁股)，官兵關係比較緊張。

1937年6月底，二十九軍為了宣傳抗戰，舉辦大中院校夏令營，高中二年以上的學生參加集訓，由一一○旅長何基灃負責，抽調一批幹部和班長去任教，我被調去當班長。

西北軍是一支抗日愛國的軍隊，但卻因不屬中央嫡系而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援，二十九軍的軍餉時常被無端剋扣，逼得宋哲元自己印發鈔票，維持所屬部隊的生存。

你們怎麼不提日本鬼子的人頭來見我！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北平西南郊盧溝橋中國駐軍蓄意挑釁，製造事端。當時華北軍民立即奮起抗戰，這就是聞名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當時，守衛盧溝橋的駐軍是我們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日軍包圍了宛平城，次日凌晨，何基灃怒不可遏，親臨前線指揮所屬二一九團第三營奮起還擊，英勇殺敵，打響了八年抗戰的第一槍。

事變第二天早上，何基灃旅長派我和手槍連一名班長劉樹森到二一九團三營督戰，偵探日寇的情況。當時我們二人手持德國“自來得”手槍，身著便衣。我們二人原來只使用過中國生產的“漢陽造”大槍，沒有使用過外國生產的手槍，於是，我們悄悄找了一口井，一人照井裡開了兩槍。德國槍就是好使！我們兩個人順著高粱地摸索著來到盧溝橋附近，遠遠就聽見有車輛行駛的動靜，“嗚嗚、嗚嗚”響，只見四輛日本軍車開過來。

“咱們在高粱地邊上，等過來，咱打司機。”我建議戰友。

西北軍

等車到了離自己二三十米的時候，我們兩人鑽出高粱地飛跑到汽車跟前，向最前面開車的鬼子連開兩槍，擊斃了頭車司機，然後轉身就跑。日軍遭襲，忙架起機槍瘋狂掃射，子彈打得莊稼地裡的莊稼稈子唰唰唰唰地響！可哪裡還有我們兩人的蹤影。第一天，跑回去見旅長何基灃彙報，沒有想到旅長何基灃對我們大怒道：“你們兩個開幾槍就跑？你們為什麼不給我提著日本鬼子的人頭回來？！”

我們寧願當戰死鬼！我們不當亡國奴

負責盧溝橋防區的是第二一九團第三營，日本人開始攻打盧溝橋，旅長何基灃又派我們去探視守橋情況，三營金振中營長當場向我們表態：“放心，日本人決不能從我這邊過去，我們一步也不能退”。

不一會兒的工夫，日軍開始了第一次衝鋒，敵人的戰車來了，裝甲車後邊跟著步兵，戰士們都紅眼了，著急要開火，金營長說：“不打，聽我命令，不到有效距離不打。”

我隨戰友們趴在地上，等車開到距離防區三四十米遠的時候，營長一聲令下“開打”，頓時間，乒乒乓乓的槍聲、戰車聲交織在一起。

金營長還跳出戰壕向戰士們揮臂喊話：“兄弟們！我們寧願當戰死鬼！我們不當亡國奴！——殺鬼子的時候到啦——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敵立功啊！”

我心裡很是痛快啊，可是還手了！

“換大刀片，上！”軍令如山倒，戰士們抬手甩掉帽子，揮刀直奔敵人，

當時的日本鬼子最怕大刀片了，他們刺槍過來，只要我們一閃躲過，回手一刀，敵人的手腕就被砍掉了。”敵人當時是死的死傷的傷，只好撤退了。

當時二十九軍還沒有裝備那麼多的電話，金營長命令我們二人先撤出戰鬥，跑步去見旅長何基灃彙報初期戰況。旅長何基灃聽了高興地用拳直砸桌子：“打得好！你們再去三營，轉告我的話，給我多殺鬼子！立功受獎！”

趕到二一九團時，正遇日寇向三營陣地再次衝擊。日軍幾次突擊我軍的陣地，他們把汽車圍上鋼板當“裝甲車”，邊打機槍邊衝鋒，步兵跟在“裝甲車”後一窩蜂似的往上湧。營長金振中立即下令用穿甲彈射擊敵“裝甲車”，一陣陣排槍向敵人“裝甲車”打去，子彈飛離槍口的聲音和命中敵“裝甲車”的聲音幾乎連在一起，乒乒噹噹地在三營陣地上響成一片，把敵“裝甲車”穿了許多窟窿，打得敵“裝甲車”掉頭就跑。跟在車後的敵步兵抱頭鼠竄，狼狽不堪。

“司號員，吹衝鋒號！” 金營長適時向部隊下達了全線出擊的命令。

一陣衝鋒，又打死打傷敵人好幾十個，並擊斃了日軍指揮官鬆遊少將，日軍連許多屍首都沒顧得上拖走，就灰溜溜地逃竄了。

7月9日，慘敗的日軍又以飛機大炮猛攻宛平城，我二一九團指揮員浴血奮戰，不僅保住了宛平城，而且奪回了已被日軍佔去的龍王廟等地。日軍連遭慘敗，嚇得日軍指揮官田代中將在八寶山剖腹自殺。這時，日軍不得不扯起白旗談判，以待援兵。旅長何基灃毅然受命前往與日軍談判。他嚴詞駁斥了日方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宛平城的蠻橫要求，並憤怒地指出：“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容外國人踐踏！”

砍漢奸的腦袋示眾

日軍代表惱羞成怒，拔刀直逼何基灃。何基灃在二十九軍是以“粗暴”聞名的，他毫無懼色，拔槍迎了上去，倒是鬼子悻悻地先放下了軍刀。這樣打打談談，在盧溝橋附近雙方進行了十幾天拉鋸戰。十幾天之後，日軍大批增援部隊開到盧溝橋，戰場形勢起了大變化。

這時，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急需接濟給養、彈藥和增援。我們早聽說蔣介石派了嫡系孫連仲的二十六路軍開到河北增援。盧溝橋的守軍日夜盼望援軍快到，可是一等不到，二等不來，孫連仲到了河北的涿縣，距離北平只有幾十公里就按兵不動了。就在我們二十九軍打得十分慘烈的關鍵時刻，孫連仲的二十六路軍在蔣介石的授意下，不但不增援二十九軍，反而掉頭南逃，一直退到黃河南岸，說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要據守黃河天險。於是，二十九軍便成了單獨在華北奮戰的孤軍，被迫在北平和日軍進行了最後的戰鬥。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和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就是在這次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惡劣作戰條件下為國捐軀的。

“盧溝橋事變”，我們二十九軍犧牲數千將士。宋哲元在日軍優勢兵力的壓迫下，不得不撤出北平。

宋哲元

1937年9月29日，我隨何基灃轉戰撤退到河北省泊鎮附近。這時一一○旅改編為一七九師，何基灃任師長，我在該師手槍連當班長。這天午飯後敵機又來轟炸，我們當場抓住兩個給敵機指示目標的漢奸。

“怪不得這幾天敵機跟著我們轟炸，原來是這兩個漢奸天天指示目標給敵機！”

“這兩個傢伙該剮！”戰士們摩拳擦掌，議論紛紛。

何基灃大步走過來命令道：“王世江！你把這兩個漢奸帶到泊鎮車站砍頭示眾！”

這時，已經離泊鎮不遠了，我帶上幾個弟兄把這兩個漢奸押到車站處決後，便急忙趕回師部。聽見師部附近槍聲不斷，有情況了！只見幾百個日軍武裝便衣從我側翼潛入，突然包圍了我們師部。手槍連連長張躍蒲率領全連迎擊敵人，掩護師長何基灃。與敵激戰兩個多小時，連長張躍蒲和排長李連壁陣亡，全連傷亡過半，我也受了重傷，一梭子機槍子彈掃過來，其中一發打斷了我的左大臂，臂上的肌肉被打掉一大快。

那天是1937年的中秋節。

那天，連隊還包包子吃呢……敵人的歪把子機槍掃過來，我帶的一個班十個人，六人犧牲，二人受傷。我中彈後由於失血過多多，整個人都已經虛脫。東倒西歪的，站不住……

……當時兩個戰士架著我撤退，我們身邊的高粱被子彈打得唰唰地成片折斷。

……當時真是“混天地黑”，跑著跑著由於高粱地裡盡是泥水，所以，鞋掉了一隻。

“鞋！我的鞋掉啦！”我喊。

兩個架著我的戰士說：“班長！別要鞋啦！要命吧！”

在“七七事變”中對蔣介石的印象

突出重圍後，我們匯合了部隊向南撤退。蔣介石竟然下令二十六路軍把守所有的黃河渡口，不讓二十九軍官兵撤退到黃河以南，妄想借日本人的屠刀把抗戰的二十九軍斬盡殺絕，其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我是個傷兵，運到黃河南岸總該可以了吧？他們竟連傷兵也不許過去治療。蔣介石排斥異己的卑劣做法，在二十九軍將士中引起極大的憤慨。正在對蔣介石罵聲不絕於耳之際，蔣介石派特務乘坐鐵甲車，打著馮玉祥的名義，說是到前方督戰，在連鎮車站停著。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長楊世亨被連裡士兵強行抬上鐵甲車。特務們怕發生兵變，對他們不客氣，這才不得不把我們幾個重傷員帶到濟南去。

我和楊世亨在濟南站下了鐵甲車。濟南本是個美麗的城市，這時也簡直成了人間地獄。到處是河北逃難來的難民，他們無依無靠行乞度日。傷兵雜在難民中根本無人過問。而國民黨軍政要員只顧自己逃命要緊，還有誰來管我們幾個叫花子似的傷兵！我們託了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濟南市協和醫院掛上號。一個醫生一開啟我臂上的裹腳帶，臭氣四溢，傷口裡的爛肉膿血中已經生蛆，蛆蟲四處亂爬。醫生掩著鼻子皺著眉，十分武斷地說：“必須把胳臂鋸掉！”

抗日戰士怎麼能沒有胳臂？不得已，含恨離開濟南。

“七七事變”不久，濟南也被日寇佔領了。

“七七事變”的槍傷終於好轉

我們隨逃難的人流逃離濟南之後，打聽到山東的兗州有個國民黨第三重傷醫院。楊世亨架著我上了火車到了兗州，住進國民黨第三重傷醫院。在醫院裡，看到蔣介石嫡系部隊的病號住在整齊、乾淨的房間裡，我們這些從抗戰前線盧溝橋下來的重傷員卻擁擠在鋪著麥草的地鋪上，心裡很是不平。一個抗戰軍人為國家流血犧牲本是份內之事，只要能治好傷，睡草鋪也行。但是，同樣是軍人，待遇卻如此不平等，嫡系部隊的病號每天吃大米白麵，供應我們“雜牌軍”傷員的卻連粗糧也不管飽;嫡系部隊病號要什麼藥有什麼藥，我們這些從前線回來的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鹽水洗傷口。最令人難忘的是這年的“雙十節”，蔣介石的第三重傷醫院“慰問”傷病員時，給嫡系部隊的病號每人發十元錢，給“雜牌軍”的傷員每人發五元錢。我入院兩天後才來個醫生查房，這個醫生看了我的傷口，用手捂著鼻子說：“你的傷口已惡化，另外傷口太大也無法癒合，看來你這個左臂非鋸掉不可。”

“我還要重返前線抗戰，怎麼能把我的臂鋸掉呢？”

“你的想法很好，可是捨不得一隻臂，恐怕連性命難保。”

我生氣地說：“保不住性命我也決不鋸臂！”

他最後說：“那你再想一想吧。”

這個醫生不但沒治療我的傷，反而給我增加了思想負擔，使我幾天幾夜沒睡好覺，傷口惡化也越來越嚴重，蛆蚜滿身爬。露出的骨頭都變黑了。正在我苦惱的時候，一位有愛國心的年輕軍醫十分同情我，來給我換藥，治療。一次他給我換藥時說：“你咬咬牙忍著疼，我用小刀把你骨頭上的灰塵刮掉，慢慢就會癒合。”聽他一講，我又喜又怕。心想，關公一邊刮骨療毒，一邊下棋，談笑風生，難道一個抗日戰士死都不怕，還怕刮骨？我隨手把手帕放在嘴裡咬住說：“只要能治好傷，你就動刀吧，大膽地刮吧！”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刮骨，真是鑽心地疼。他一邊一刀一刀地給我刮骨療毒，一邊不時地看著我的臉色，並用藥布擦掉我頭上的汗珠，說：“多忍一會吧，刮乾淨些會好得快些。”

就這樣一刀一刀，把我的傷口裡的膿血爛肉和骨頭外層變黑的骨頭都徹底地颳了一遍。刮後不到十天，果真看到有新生的肉牙，後來慢慢長出了新肉，傷口一天天逐步癒合起來。

“七七事變”之後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悲傷結局

由於“雜牌軍”在醫院受到排斥，激怒了傷員，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傷員聯合起來，砸了醫院，打了院長之後，凡能行動的傷兵大部分都離開了醫院。我因為參加了這次活動，雖然傷未痊癒，也實在難繼續住院治療，便隨之自動出院歸隊。

就在我受傷的時候，蔣介石命令孫連仲部的二十六路軍把守著黃河渡口，不讓宋哲元部南撤，宋哲元被迫沿黃河西溯，退至山西。到山西后，又倍受閻錫山的排擠。這位在喜峰口、盧溝橋、北平抗擊日寇侵略的愛國將領，終於被蔣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最後，客死成都。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在泊鎮突圍後，率部撤到大名府，日軍的追擊部隊隨後又包圍了大名府，何基灃率部與日軍在大名府大戰一場，傷亡殆盡。何基灃等援軍無望，抗日前途渺茫，又不甘心做亡國奴，懷著對蔣介石排除異己，借日本人的手屠殺“雜牌軍”，拱手讓出華北大好河山的無限悲憤，開槍自殺，打傷了左肺，被送進醫院搶救。

當時二十九軍官兵眼見大好河山一塊塊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只能仰天長嘆，無可奈何。我出院回到部隊，眼見部隊減員嚴重，蔣介石又不給補充，當時共產黨的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個大勝仗，大家就都知道了這支隊伍，有些人心裡就想著去延安參加八路軍，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時，全國很多年輕人投奔延安，那是公開的新聞。在那樣的局勢下，我們二十九軍許多青年準備投奔延安。大家商議要攜械去延安，反正帶走槍支也不是去當強盜。正氣出膽量，大家都祕密地設法搞槍支、彈藥。正在這個時候，二十九軍地下黨員邱曉亭分別找我們談了話。

當時我們二十九軍在“七七事變”之後已經改編成七十七軍了，邱曉亭是中國共產黨七十七軍地下黨工委書記，身份是軍官。他對我們說：“你們要到延安，這是正義的舉動。像你們這樣的愛國青年，全國到處都是，已經到延安的何止千萬，如能明確到延安是為了抗日，那麼，只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組織起來在舊軍隊工作，起的作用會更大。因為你們對在目前的部隊人事都熟悉，去延安學習後不一定回原部隊工作，豈不是捨近求遠嗎？另外，延安那個地方並不大，去的人過多，確實容納不下，希望你們慎重考慮。”就這樣，我於1938年11月1日，祕密參加了共產黨。邱曉亭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我們師長何基灃在“盧溝橋事變”之後連連受挫，自戕未遂，被送到武漢療傷。經過周恩來的介紹，他於1938年1月5日到延安住了一個月。何基灃從延安回到部隊後，思想又和共產黨靠近了一步，他曾經多次拿了武器和金錢幫助共產黨。1939年1月，何基灃被中共中央批准為正式黨員，和我在一個支部，都是祕密的黨員。

抗戰勝利接收日軍繳械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舉國歡騰。在七十七軍擔任軍長的何基灃直接命令我去執行繳械日軍武器，接受日軍投降的任務，我當時是他屬下騎兵營少校營長。

當時是10月，豔陽高照。我領了一個班的士兵，前往距離駐防地不遠的湖北省武勝關，去接受一個大隊的侵華日軍的投降交槍儀式。

我們屬於第六戰區孫蔚如受降官指揮。我們湖北方面有侵華日軍第6方面軍第一三二師，獨立混成旅第八十三、第八十五旅、獨立步兵第五、第十一旅集中漢口。但是，獨立第十二旅、獨混第八十六、第八十八旅集中武昌，日軍投降代表為岡部直三郎，他在漢口向孫蔚如受降官投降。我們繳日本人的槍不是都到漢口去集中，而是在所有侵華日軍中隊以上的駐在地進行。日軍的駐紮地如果是小隊，也就是“連”單位的部隊時，他自己就會到相當於“團、營”的日軍建制部隊去集中。

一起打了八年！誰都知道誰！湖北的日軍甚至知道我們七十七軍原來就是親歷“盧溝橋事變”的二十九軍。而二十九軍，原來是中國的西北軍。中國西北軍本來不是蔣介石政府軍的嫡系部隊，屬於雜牌軍。但是，是一支抗擊日軍的堅強軍隊。八年來，我們常常俘虜日本兵，他們也常常說起這些故事來。

當時的武勝關是鐵路樞紐的一個車站，有相當於一個團的侵華日軍把守。

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中國的老百姓已經在報紙上知道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交槍投降的訊息，他們跟著我們一行人馬蜂擁而至。

只見武勝關車站日本軍營外面是人山人海、人頭攢動、人聲鼎沸。

我和一個班的士兵是騎馬前去的。到了車站門口，遠遠望去，侵華日軍已經在車站前廣場上列隊等候。而且，侵華日軍軍官已經在門口恭敬等候多時了。我和一名士兵走到列隊整齊的侵華日軍隊伍前。

只見日本軍官一聲大吼，日本軍人全體立正，向日本軍旗行注目禮。在嗚咽、低沉的日軍軍號下，紅條四射的侵華日軍旗在車站建築上徐徐降下。

只見侵華日軍軍官一聲大吼，把挎在身上的指揮刀取了下來，雙手捧著，鞠躬彎腰遞給我。我接過刀，轉身又遞給隨身的士兵。

萬籟俱寂，鴉雀無聲，似乎無人相信驕橫跋扈的侵華日軍會繳槍投降。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十二匹馬，繳了六百侵華日軍鬼子兵的槍！

日本兵非常有紀律，他們整齊劃一，把“三八”步槍和“歪把子”機槍都整齊地碼放好，再整齊劃一地列隊站好。

儘管中國的老百姓歡呼雀躍，他們都湧進日本兵的軍營看熱鬧，放下武器的日軍雖然沮喪萬分，但是，陣腳不亂。他們列隊坐在地上，每人還都戴著軍帽，扎著武裝帶。中國民眾也沒有對放下武器的日軍有不當的行為。

日軍投降軍官是中佐軍銜，這個中佐會中文，他下命令把槍捆紮好，都抬到在鐵軌上的汽車上去。那個在鐵軌上跑的汽車燒七成成色的木炭，所以，一行駛就冒大量的煙塵。過去，我們七十七軍就是遠遠地看著這煙塵後，開始計劃襲擊日軍的交通線。今天，日軍中佐和十二名日軍士兵，我和一名士兵，押送六百條日軍的步槍，十五挺日軍機槍，三十門小炮和五十門擲彈筒，大約四十把軍刀，四十把手槍和大量彈藥——起程！向十公里以外，我們七十七軍的駐地行駛去……在我軍駐地，日軍把全部武器卸下，然後，和我們七十七軍官兵揮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