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揭祕晚清之 梁啟超入湘引發思想衝突大戲

就在梁啟超筆墨生涯巔峰期，他卻毅然決然離開《時務報》，離開上海，前往長沙，出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風風火火演繹了一場所謂新舊衝突思想大戲，吹皺了湖南一池春水。

湖南是中國內陸地區最有特色的一個省份，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湖南向以保守而著稱，但湖南深深介入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甲午戰爭，戰爭結果深刻刺激了湖南人。吳大澂苦心經營的新湘軍原本希望通過這場戰爭重振湘軍昔日輝煌，因而主動請纓開赴前線。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湘軍的輝煌只是昔日餘暉，今日的日本也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國，吳大瀓的新湘軍卻變成了一群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他們在訓練有素的日本軍隊面前，毫無招架之力，一敗牛莊，再敗營口，三敗田莊臺。湘軍連連敗績震動了國人，更震動了一直處於虛驕狀態的湘人，按照譚嗣同的說法，“湖南人始轉側豁寤，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餒矣。”

新湘軍的失敗是湖南人的奇恥大辱，但湖南人並沒有在這次失敗之後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種尋求變革、追求進步的新風氣，並與京滬等中心城市維新思潮遙相呼應。1895年10月，陳寶箴就任湖南巡撫，由於他的開明引導與鼓勵，湖南維新運動較其他內陸省份更早發生。

陳寶箴向來推崇曾國藩、左宗棠、曾紀澤、郭嵩燾湖南先賢思想事功，就任之初即以開化湖南為己任，銳意進取，致力革新。他以為湖南地處內陸，向以守舊聞名，拒斥西方新思想與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為中國改革先鋒，就必須在思想觀念上進行徹底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學政的江標一起，提倡經世之學以改變士風。

與官方倡導變革同步而行，湖南民間自發維新悄然興起。1895年7月，在外漫遊多年的譚嗣同致函歐陽中鵠，以為中國變法必先從改變知識人始，“從士始，則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佔一門，爭自奮於實學”。

譚嗣同的建議與當時思想界主流大體一致，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都將甲午戰敗的責任推給科舉制度。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

在體制內，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96年6月12日上《請推廣學校折》，建清廷令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在京師設立大學堂。7月，山西巡撫胡聘之等奏請變通書院章程，主張書院教授天文、算學、格致等具有實用價值的新學科。8月11日，清廷批准李端棻的建議，命各省推廣學校，致力實學。8月21日，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辦法六條。此後，各省興辦新式學堂蔚然成風。

講究實學的風氣深刻影響了湖南。1896年，王先謙聯絡湖南鄉紳黃自元、張雨珊、蔣德鈞、熊希齡等創辦實業，創辦學堂，並爭取陳寶箴資助三萬兩。陳寶箴欣然同意，以為“公極則私存，義極則利存”。這兩句語意雙關的批語雖使王先謙等人很不高興，但陳寶箴的支援確實極大加快了辦學步伐，很自然地將一個民間規劃納入官方渠道。

1896年底，陳寶箴批准王先謙等人的計劃，並將之命名為“時務學堂”，同意省政府每年從礦務贏利中劃撥三千兩作為常年經費，並援天津、湖北武備學堂先例，每年於正款項下劃撥一萬二千兩，以為補助。湖南時務學堂實際上變成了省政府的一個下屬機構，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時務學堂成立後，經過一番分化組合，王先謙、蔣德鈞等人退出，唐才常接手，之後邀請譚嗣同、黃遵憲等參與其事。

黃遵憲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在剛到長沙時得知時務學堂的創辦，即向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竭力推薦《時務報》主筆梁啟超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時務報》翻譯李維格任西文總教習。

梁啟超是《時務報》的臺柱子，也是當時國內知識界炙手可熱的人物，能夠將梁啟超請到湖南主持學政，對於湖南來說自然是莫大榮譽，唐才常以及湖南各界自然樂觀其成。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黃遵憲1897年9月9日致函《時務報》總理汪康年，以《時務報》合夥人身份向汪康年介紹了湖南新政的進展，尤其是時務學堂的情形，以為“學堂人師為天下楷模，關係尤重”，勸汪康年從維新大局考慮，放梁啟超、李維格二人來湘主持時務學堂，培養維新人才。

與此同時，與梁啟超、汪康年等人有著各種各樣關係的湖南知識人譚嗣同、熊希齡、鄒代鈞等也紛紛“勸駕”，甚至聲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啟超、李維格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他們不惜“蠻拉硬作”。在這些友人的反覆動員下，汪康年同意梁啟超、李維格赴湖南兼任時務學堂中西文總教習。

對於湖南方面的邀請，梁啟超很有興趣。其實早在北京強學會1896年被查封之後，梁啟超就有赴湖南開一片新天地的想法。1896年4月2日，梁啟超致信汪康年，稱湖南居天下之中，士氣最盛，極具改革思想的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或許在陳的主持下湖南能夠有一番作為，“或者天猶未絕中國乎”？梁啟超暗想，假如汪康年不能將《時務報》順利創刊，他就只好轉赴湖南，投奔陳寶箴，他懇請汪康年利用與湖南方面的密切關係，“望一為先容”，設法介紹點關係。

汪康年或許按照梁啟超的請求為之介紹湖南方面的關係，於是梁啟超對湖南的政情動態更為關注。7月11日，梁啟超再次致信汪康年，對於湖南在中國未來政治中可能發生的作用有一很好的估計。他認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氣最為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過於他省，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

對於汪康年的朋友江標督學湘省，梁啟超亦寄予厚望，稱“此君尚能通達中外”。梁啟超建議汪康年利用這層關係給江標寫封信，鼓勵江標著手改革湖南省內考試製度，加大對時務、時事、新學的容量，引領湖南學風的轉變，為政治改革、社會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學理基礎。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再加上《時務報》自身問題，梁啟超自1897年初以來就與汪康年有了一些分歧，關係稍有緊張，他們兩人其實也有分開一段時間的意思。所以當梁啟超收到湖南方面邀請後，便義無反顧離開上海，出任時務學堂總教習。

梁啟超抵達長沙時，時務學堂在陳寶箴、熊希齡、黃遵憲等人籌辦下已成立，常年經費也落實，辦學所需圖書儀器或已購置，或正在置辦，籌辦工作大體完成，此時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招生。

為招生，湖南巡撫陳寶箴釋出《招考新設時務學堂學生示》，介紹時務學堂設立原委，鼓勵青年學子勇於報考。根據他在這篇文章中的說法，時務學堂計劃招收一百二十人，均由各府廳州縣學官紳士查報匯冊考試。惟早一日開學，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學舍尚需要時間，所以第一年議定暫租衡清試館開辦，延聘中西學教習，擇期開學，一面拓地建築校舍，擬先行招收六十人入學，其餘六十個名額俟校舍建築略有頭緒時再由各府廳州縣錄取選送。

在談到學堂教學內容及學生未來出路時，陳寶箴強調，鑑於西方近代科學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長，補我之短，必以中學為根本。惟所貴者不在務博貪多，而在修身致用。諸生入學三四年後，中學既明，西文既熟，即由省府負責選擇數十名優等生，由政府提供經費，或送往京師大學堂繼續深造，考取文憑；或公費送往國外，就水師、武備、化學、農商、礦學、商學、製造等專業進行深造。待這些學生學成歸來，省府再按照每人的情況加以提拔使用。至於那些依然願意由正途出身者，陳寶箴許諾他們可以作為同等學力，一體鄉試，獲取功名。這一舉措在科舉制度僅僅開始鬆動而並沒有真正廢除的條件下，應該說對於那些青年學子極具吸引力。

陳寶箴《招考示》釋出後，在湖南省境內各府廳州縣獲得了廣泛反響，至9月24日正式考試時，諸生投考者至四千餘人。經過較為嚴格的考試，最後錄取了四十名，陳寶箴原計劃第一批錄取六十名並沒有實現，似乎堅持了寧缺勿濫的原則。

當湖南時務學堂招生正在緊張進行時，梁啟超還沒有離開上海，但他與熊希齡等人之間書信往還，就學堂設定、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人員配置等問題進行了反覆磋商，他根據自己追隨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經驗及所知廣雅書院、兩湖書院的教訓，堅持分教習必須由學堂總教習自主聘任，否則總教習與分教習發生分歧，或觀念差別太大，勢必影響學堂的教學質量。熊希齡等人接受了梁啟超的建議，同意梁啟超以總教習的身份聘任其同門好友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三人為中文分教習。

在教學方法上，梁啟超認為新辦的時務學堂應該相容舊式書院和新式學堂二者的優點，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用新式學堂的教學方法進行講授；專學中學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用舊式書院的教學辦法進行傳授。他覺得既然準備在時務學堂花費一二年的日力心力，那麼就應該儘量多培養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規模上，他主張儘量多地擴大招生規模，以為教授四五十人與教授一二百人所花費的日力心力相去不遠，所以在招生數量上不必太保守，而應該多多益善。梁啟超這些建議在後來的實踐中逐步成為時務學堂主導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啟超偕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及西文總教習李維格從上海抵達長沙，稍事準備，即於11月29日正式開學。

梁啟超尚未到長沙時，就在上海蔘照康有為在長興裡和萬木草堂辦學經驗為時務學堂擬定了章程。到長沙後，他又對這些章程進行了修改，正式公佈《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共十章，以此作為時務學堂的辦學原則。

《時務學堂學約》十章內容分別是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從形式上看，這個章程更多繼承了傳統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家講學遺風，強調個人修養的“內聖”功夫，然後再以“內聖”開出“外王”，培養出合乎時代需要的人才。但在實際上，這個章程在繼承儒家思想精華同時，更多強調了向西方學習，即便是在“經世”層面，也強調學生在深通儒家六經制作之精意的同時，證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求治天下之理。顯然，在梁啟超心目中，期望時務學堂能成為未來政治變革的人才培養基地。

對於時務學堂的功課，梁啟超也有比較獨特設計。他將這些功課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所有學生入學後半年必須修的“博通學”，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通識教育”，其中包括儒家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歷史地理以及比較淺顯的自然科學基礎等。這門課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荀子》、《管子》等儒家經典、先秦諸子。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導學生反覆研讀這些經典，仔細體會其中的“微言大義”如《孟子》民權思想，然後指導學生用中外政治、法律進行比較、參證，使學生充分理解政治變革歷史必然性。經過大約六個月博通學訓練後，學生將按照各自志趣、特長選擇不同專門學，從而使之學有專長。專門學主要有公法、掌故、格致及算學等。在學習專門學時，學生仍應就博通學中一些書目進行學習。

在要求學生所讀書目中，由於種類太多，梁啟超又將之分為“專精之書”和“涉獵之書”。專精之書由總教習或分教習負責全部講授，循序漸進，仔細體會，認真研讀，此類書約佔每天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六；涉獵之書，則由教習指導略加瀏覽，約佔全部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四。不論是專精之書還是涉獵之書，梁啟超都要求學生隨時札記，每日將所讀之書，按照書名、篇名等詳細註明，或寫出自己的閱讀心得，或抄錄書中的內容。這些札記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總教習和各位分教習批閱評定。

梁啟超剛到長沙時，受到湖南各界一致歡迎，到達當天，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湖南學政江標、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時務學堂代總教習皮錫瑞及湖南官紳、社會名流鄒代鈞、熊希齡、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學堂全體師生齊集門前燃放鞭炮歡迎。

第二天，湖南各界在北門內左文襄公祠堂設宴為梁啟超一行洗塵。此後幾天，梁啟超住處每天都是賓客盈門。湖南文壇大佬、鄉紳領袖王先謙在梁啟超剛到時，發自內心感到高興，尊禮有加，專門張宴唱戲，以示歡迎。

總而言之，梁啟超初到長沙，湖南各界寄予極大希望，“諸人傾服，自是實事”。然而，蜜月不久，情形開始變化，“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