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生死之戰：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

一、基本思路

由於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朝鮮，以區別於韓國或南朝鮮)，並支援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抗美援朝的國際意義歷來為國內外所公認。然而這場戰爭究竟是否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幾十年來卻爭議不絕。美軍越過三八線以後，國內以高崗、林彪等中央領導人為代表的一派意見就堅決反對出兵援朝，在他們看來：中國曆經數十年戰亂的破壞，需要時間來恢復經濟;“聯合國軍”陸、海、空三軍的裝備水平佔絕對優勢，我軍參戰必須有起碼三、四倍於對方(即絕對的數量優勢---作者注)的裝甲兵和炮兵以及空中掩護，而這些條件我國根本不具備;朝鮮不過相當於中國一個省那麼大，讓它亡幾年無關大局。所以出兵援朝是惹禍上門，引火燒身。林彪為此而稱病去蘇聯療養，推託志願軍司令員的職務任命。他們認為此戰中國可打可不打，主要顧慮打不嬴而不一定不該打，因而在志願軍旗開得勝後便無聲無息了。

九十年代以來，這個話題再度活躍起來。在七、八年前，本人曾親自聽到訪華的美國學者發表一種“抗美援朝得不償失論”，其中有一條近似三段論的基本思路：美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準備作出外交承認，可惜沒有得到中方的及時迴應;美國干涉朝鮮戰爭旨在解決朝鮮問題，對中國仍然沒有敵意;假如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當觀眾的話，完全可以與美國發展關係，抓住對外開放和國家發展的歷史機遇。所以，為挽救朝鮮而進行抗美援朝得不償失，給中國帶來一場長期的災難。一言以畢之，“為中國著想”，抗美援朝無論勝負都不值得一打。主客雙方就此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記得客方質問：“美國一統朝鮮有什麼不好？”主方一位青年教師用英語反問：“你們乾脆打過鴨綠江，連中國一齊統一，豈不更好？！”客方無言以對。當時，在場的東道主們覺得雙方的立場、觀點不同不足為奇，因而不大介意，只不過反感對方有些混不講理的作風。後來我才瞭解到，他們的觀點在國際上頗有市場，而且逐漸開始進入國內。在近兩年的私下接觸中，我多次遇到不同職業的人士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懷疑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國家利益。這就不能不認真對待了，要知道對於中美雙方來說，朝鮮戰爭的經驗都確立了一種影響深遠的衝突反應模式，半個世紀以來始終牽動著現實的安全利益。而半個世紀以來不只一次出現爭議，表明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科索沃危機、尤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受轟炸以來，國內群情激忿，上述疑問也突然消失。應該說，群眾的熱忱提供了一種有利的氣氛，然而真正服人還離不開理性思考。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變化，一度隱沒的問題可能再次浮出水面，給國家的安全決策造成障礙。

所以本文刻意嘗試探討“保家衛國”的內涵，迴應有關的爭議，從國家安全的視角評價抗美援朝。側重點置於以前沒有充分展開的一個問題：讓美國在朝鮮為所欲為，對於我國的安全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相信，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對抗美援朝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文章的結構同樣以三段論式為基礎，我認為無論觀點如何，這樣的佈局都基本對應特定歷史事件自身的三個主要演化階段，即朝鮮戰爭及其前因後果。因此本文圍繞我國的安全利益，將內容主要分為“戰前的美國對華政策”、“朝鮮戰爭與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參戰的潛在威脅”三大部分，分別考察朝鮮戰爭的歷史根源、美國參戰行動的意圖和性質、我國安全所面臨的危險，最後就抗美援朝的評價問題，以適當的方法作出自己的結論。中國和美國是朝鮮戰場上的兩個主角，兩國的利益及政策互動自然成為戰爭及本文的主線。

二、戰前的美國對華政策

正確解讀戰前的美國對華政策──朝鮮戰爭的主要背景，對於判斷這場戰爭的性質及其後果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眾所周知，從我們建國到朝鮮內戰爆發的9個月期間，美國始終沒有給予外交承認。然而近年來開放的許多資訊又顯示，美國政府在當時出現了一些積極的動向，諸如：在解放戰爭末期，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國家駐華使館隨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後，美國使館仍留在南京，等待與新中國政府建立聯絡;美國政府向我國政府表示，願意提供一定數量的經濟援助;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國務卿曾考慮過承認中國，並於1950年1月5日同一天先後宣告，繼《波茨坦公告》之後再次確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宣佈不準備武力干預中國局勢……等等。如何解釋這種似乎自相矛盾的現象呢？國內外眾說紛紜。我認為美國政府的某些積極動向作為史實得到多方的援用，可以姑且相信其可靠性，然而它們全屬於政府的表面姿態，遠不足以說明政策的實際含義。須知歐美的教科書至今仍常用一句名言作為外交的非正式定義──“到海外為祖國的利益而撒謊”，因而把保密當作外交的第一要訣。平心而論，我認為那句名言未免誇張，但它也多少符合外交領域的一個普遍特徵──虛虛實實。因此本文遵循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物件、利益基礎和目標由裡及表地逐一推敲，力求揭示錢幣的另一面。

1、美國對華政策的物件──中國對美政策

新中國誕生於冷戰年代，包括對美政策在內的整個中國對外政策體系受到這種國際大環境的有力制約。當時兩大陣營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對抗，都把意識形態因素當作對外交往的首要原則，我國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相應地制訂了對外交往的三大基本方針：一、“另起爐灶”，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的新基礎上與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二、“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將發展與“兄弟”國家的關係置於首位;三、“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先清除帝國主義國家的特權、勢力和影響，不急於同它們建交。三大基本方針在執行過程中走得更遠，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大部分被轟走，與之打過交道的中國人則沾上了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嫌疑。在三大基本方針所指導的對外政策體系裡，對蘇和對美政策形成突出的兩極。1950年2月簽訂《中蘇互助友好同盟條約》後，兩國正式結盟。與此同時，美國作為前國民政府的主要國際支持者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袖則首當其衝，成為反西方政策的頭號目標。

上述不利於發展中美關係的環境因素無需否認，不過應該加以分析而不能滿足於單純的描述。從道義上講，一個受了西方列強一百多年摧殘的民族作出某些過激反應在所難免，無可厚非。從歷史環境看，同蘇聯結盟也符合當時的民族利益。我們家底太薄，亟需外國援助來啟動工業化和防務建設，包括大規模的技術轉讓，以及大量的武器裝備以對付頻繁襲擊大陸並準備反攻的國民黨、遲早要重新武裝的日本、駐越法軍等等，且不論佔領日本的美軍。惟有發展模式與我相同的蘇聯滿足了這個最低要求，幫助我們在十年內就為自己的工業體系和防務體系(包括核武器)打下了基礎。反之，強大的近鄰蘇聯一旦鬧翻，則比遠鄰美國更危險。從一般政治和地緣政治兩個角度來看，中國都是冷戰“邊界”上的唯一大國，具有改變世界權力平衡的關鍵作用，從而陷入兩大陣營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之中，成了它們的必爭之地。假如我們不顧自身的處境和條件而盲目模仿瑞士、印度、南斯拉夫等中立國，輕則喪失任何一方的援助，重則腹背受敵，遭到雙方的擠壓乃至合擊。例如在六十年代，美蘇都曾制訂了對華核打擊的計劃，甚至出現過兩超合謀對我實施核轟炸的驚險動向。今日南斯拉夫的悲劇證明，中立有時也會“擋道”得罪人的。以我們在建國初期的綜合實力而論，象六十年代那樣同時對抗兩超、象七十年代那樣聯美抗蘇或者象改革開放後那樣完全獨立自主，都為時過早，而只能象抗戰時期那樣集中力量(包括盟國的聯合力量)對付主要威脅。

另一方面，中國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我們從來不象東德、捷克之類衛星國那樣完全聽命於蘇聯，我方實際上不存在與其他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實質性障隘。1950年初，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英國、荷蘭等北歐和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承認了中國，經過或長或短的談判後分別建立了(包括代辦級在內的)外交關係。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歷來極其重視中美關係，1949年6月建國前夕還邀請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訪，是美國政府未予接受。我方從不存在拒絕承認美國的問題，從未關死兩國交往的大門。從我們建國到朝鮮戰爭之間的9個月內，只要美國真有誠意，任何它人都不足以阻止它承認中國。所以不管美國政府如何辯白，兩國關係中主要的實質性障礙只能到他們自己身上去找。

2、美國對華政策的利益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仍堅持維護“在華利益”，即在華特權。艾奇遜國務卿曾代表美國政府為承認中國而提出“三項準則”：“一、該政府事實上控制了領土和國家機構並能維持公共秩序;二、該政府有能力並願意履行其在國際上的義務;三、該政府的統治為其人民所普遍預設”。其中第一、三兩條只要雙方願意，就可以靈活解釋，達成共識。關鍵在於第二條“準則”中“國際義務”的概念，在當時包括以前各屆中國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允許它們在中國享受一系列治外法權，其中也有美國的一份“在華利益”，它們純屬強加給國際社會的帝國主義“慣例”。而中國政府已經宣佈廢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所有掠奪性條約，與各國建立平等的新關係。在這方面，雙方的不同原則直接衝突，沒有妥協的餘地。

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的偏執不在我們之下，對國家關係的影響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與它資本主義領頭羊的身份有關，而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美國意識形態“一致性”的政治傳統。在英、法、荷等西方民主國家，除法西斯分子以外，持其他信仰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表達見解。唯獨美國僅能聽到資本主義的聲音，只不過有不同的調門，即尊重“異端”而仇視“異教”，對內寬容而對外偏狹，思想統一的程度甚至超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發展中國家。當然美國不是法西斯，還不至於以恐怖手段鎮壓不同政見，而是建立一種外鬆內緊的控制機制。憲法承認言論自由，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極端”事實上無法公開發言與活動，此類移民則不得入境。出於內政的需要，美國在國際上一向不願與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近兩年來，克林頓政府仍反覆強調要建立一個整齊劃一而不是千差萬別的國際社會。外國人往往不相信，世界上成分最複雜、個人自由最突出的社會，怎麼會推行半專制政治？其實兩者恰恰彼此平衡，成分複雜的社會往往結構脆弱，具有巨大的離心力和潛在的爆炸性，反而必須保持起碼的“一致性”。由於美國只經歷過一種意識形態，這個民族在政治上極其無知而武斷，其他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都近乎原罪。無論如何，意識形態“一致性”早已成為他們不可侵犯的國家利益。所以在這個共產主義最不成氣候的國度，反共態度卻狂熱得出奇，彷彿唐吉柯德在與風車搏鬥。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國會裡的保守派就為支援半資本主義的臺灣而向杜魯門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此外不能忽略，蘇聯與美中兩國都有決定性的利害關係，成了中美利益互動中一個關鍵性的變數。兩超在整個冷戰時期始終水火不相容，制度之爭和國家利益之爭在其中緊密交織，否則無法解釋蘇聯解體後，美國為什麼還要通過北約東括排擠資本主義的俄羅斯。由於兩超於四十年代先後掌握了核武器，雙方的較量已經開始具備生死搏鬥的意義，壓倒並支配了所有其他利益。遼闊的幅員和敏感的戰略位置，使我國對美蘇雙方的力量消長作用非輕，心理上的影響則更大。而近代以來，國力的一落千丈和歷屆舊政府的腐敗無能又令人側目，抗美援朝前夕，麥克阿瑟將軍的狂妄冒進和斯大林元帥的悲觀退縮反映出一般國際人士對中國人的輕視。因此兩超均不願理解、更談不上尊重我們的民族利益和獨立自主的意志，而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敵的兩分法看待中國的一舉一動。這就形成了潛在的利益衝突，隨著我們逐步倒向蘇聯，得罪美國是不可避免的。

總而言之，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國際事務諸方面的利益差別十分顯著，在嚴酷的冷戰環境下不可能溝通、協調，對共同利益達不成足夠的共識，因此美國政府的迴旋餘地就極其有限了。中美民間社會固然有長期的友好交往，但規模不大，決定不了兩國關係。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內許多人厭惡蔣介石的為人和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但他們的數量和層次也左右不了本國的政治。如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一書所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國根本不存在承認中國的政治氣氛，即便艾奇遜有這個願望也辦不到。

3、美國的對華政策目標

政策目標和利益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在政策目標體系中往往區域性服從整體，低層次目標服從高層次目標，且不論目標的確定還要受政策資源、政策環境、決策者的認識等條件的制約。應該說政策目標為利益服務，但兩者不一定直接掛鉤，不懂得這個原理就不能解讀頗具迷惑性的美國對華政策。眾所周知，在避免世界大戰的前提下壓倒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是當時美國對外政策的最高目標，反映了他們的最高利益所在。它順理成章地要支配所有次級目標，包括對華政策目標。為奪取冷戰的勝利，美國於1947年開始推行杜魯門主義，即初級階段的遏制戰略，力圖使蘇聯及其陣營軟化或崩潰。然而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確實對中國作出了一些友好姿態，與遏制方針似乎不相符。根據上文的分析，這一矛盾現象只能解釋為同一遏制戰略的不同策略手法，而不表明中國遊離於遏制戰略的大框架之外。由於中國有巨大的戰略平衡作用，美蘇均不容忍我們變為他們的異己勢力，因而雙方競相拉攏，以取得削弱對方的效果。現在美方已經出版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承認在朝鮮戰爭後，美國政府以對華施“壓”的方式實行分化中蘇的政策，包括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其實在此之前，我相信分化政策就已經開始，只不過以“拉”為主要方式，希望繼1948年蘇南分裂之後出現一個亞洲的南斯拉夫。只要注意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國務卿發表宣告的時機，他們的意圖便一目瞭然。那是1950年1月5日，恰恰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期間，分明旨在牽制中蘇兩國的接近。所以，分化政策和遏制戰略的目標實際上並不矛盾。

美方對我們誘之以利，願意提供一定的援助，這件事值得玩味。以美國的財力而論，他們對華援助的數額不難超過蘇援，不過我認為，對於一個5億多人的窮國而言，外援的質量遠比數量實惠。我國最需要的技術轉讓和武器裝備，無疑不會包括在美援之內。更重要的是，美援不可能沒有附加條件。即便馬歇爾計劃都明確規定，援助的款項必須用來購買美國產品，以便從經濟上控制歐洲並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那麼對華援助呢？絕不會比馬歇爾計劃更慷慨，而且明擺著一項政治條件──中國南斯拉夫化，與蘇聯鬧翻。實際上，這個條件根本不需要表達，接受美援和美國的經濟控制、擴大美國的影響本身就不要指望蘇聯的諒解，何況斯大林一向懷疑中國是亞洲的南斯拉夫，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假如我方願意付這個代價，相信兩國間的其他分歧都能以實用主義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最棘手的臺灣問題也不例外。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宣告已經暗示：勞駕我們代為處理蔣介石這塊絆腳石。反之，如果我方拒絕上鉤，那就休想得到美方的寬容。所以，如此缺乏誠意的“昂貴”援助實際上我們要不起，也要不得。

不過從理論上看，兩國關係還有一線希望。美國承諾不干預中國局勢後不好立即食言，假如大陸迅速拿下臺灣，美國在統一的中國和廣泛的國際承認面前就再也找不到託辭。但以我們當時的裝備水平而論，根本不可能在幾個月內完成大規模渡海作戰的準備。而1950年大陸在臺灣的內線遭受重大損失後，海峽兩岸的對峙更是長期化了。誠然，美國確實在冷戰尚未結束、臺灣問題尚未解決的七十年代初開始發展對華關係，並於1979年與我國建交，但那時的環境和條件已經大不一樣。隨著中國政權的穩固及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美國不得不重新認識“人類的五分之一”在國際事務中的位置，為了抗衡蘇聯而決意調整對華政策。因此，這最後一線希望並不現實。

通過利益基礎、政策目標的層層剝離，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便隱約可見，其正面寫著：友好，背面寫著：分化。須知分化就是各個擊破，今日南斯拉夫命運的逆轉已經作了最好的註解。這一政策把我們當作純粹的冷戰棋子或冷戰炮灰，否定我國的正當利益和自主的意志，有如否定一個人的獨立人格。它非但無助於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而且為兩國關係的惡化埋下了伏筆。

三、朝鮮戰爭與美國對華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隨即由於美國的介入而迅速擴大為一場多方干預的國際衝突，中美直接交戰，徹底斷送了兩國關係的前途。近年來開放的許多資訊又顯示，杜魯門政府沒有進攻中國本土的意圖。“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強烈要求動用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支援朝鮮戰場，甚至轟炸中國沿海城市，杜魯門不予批准，並最終撤了他的職，戰事也基本侷限在朝鮮境內……那麼美國究竟為什麼而打仗呢？國際上對此同樣議論紛紛。對於上述事實，本文仍然相信其可靠性，與此同時堅持對它們進行分析，力求揭示美國參戰舉動的兩面性。作為對外政策的主要手段，戰爭和外交有一個虛虛實實的相似特徵。西方教科書說：外交，謊言也;我國兵法家孫子說：兵者，詭道也。我認為，孫子同西方教科書一樣有絕對化的缺陷，因為謊言或詭道太多就難免失效，只有傻瓜才會輕易上當。但孫子的概括同樣不無道理，而且更接近殘酷的戰爭現實，所以在戰爭領域中更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美國對華政策的物件和利益基礎，我認為並未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而變化，因此不再探討。本節從美國的參戰行動入手，由表及裡地分析美國政府的真正意圖，以及對華政策目標和策略的動向。

1、美國侵朝的地緣含義

以歷史和地緣眼光來審視，無論美軍在朝鮮戰爭期間是否跨過了鴨綠江，美國的干涉行動都決不會沒有更大的目標。在亞太地緣政治舞臺上，朝鮮屬於一個戰略要衝，它位於俄、日、美、中幾個大國之間，構成太平洋列強登上中國大陸的一塊結實的跳板。在近、現代歷史上，無論日本、美國或者別的什麼國家，入侵朝鮮都不過是繼續擴張的序曲。19世紀後期，日、俄兩強就在這裡揭開了爭奪東亞霸權的序幕，日本從仁川登陸後，不等拿下整個朝鮮便直取遼東半島的俄軍。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所以人們常說，朝鮮與我國山水相連、脣齒相依。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把對朝鮮的任何外部入侵視為敵對行為。當然，由於時空條件和國情的差別，1950年的美國不敢向駐東北的蘇聯陸、海軍部隊實行“熱戰”，進而吞併中國。但可以肯定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動機決不限於解決朝鮮問題，而是發動針對中國和蘇聯的地緣攻勢。實際上，“朝鮮”現象遍及全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歐洲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指出：“國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無疑問都是極為複雜地和變化多端地交織在一起的。”試想假如其他某個強國入侵墨西哥，並宣告與美國無關，美國政府會無動於衷嗎？1962年蘇聯把導彈部署到小小的加勒比海島國古巴後，肯尼迪總統為什麼連續失眠，美國政府為什麼反應強烈？

2、美國侵臺的政治含義

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的軍事行動並不限於朝鮮半島。對朝鮮和臺灣的入侵行動是同步實施的，侵臺構成美國參戰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鮮內戰的第三天，中國還未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美國就以舉世罕見的效率雙管齊下，向朝鮮和臺灣一起出動。杜魯門總統一方面命令遠東美國海空軍對韓國軍隊提供“掩護和支援”，另一方面宣佈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偵察巡邏”，並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場，散佈“臺灣地位未定”論。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美國緊鑼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佔領臺灣的後續軍事行動：海軍第七艦隊先後進駐基隆、高雄兩大港口，空軍第13航空隊進駐臺北空軍基地，在臺灣海峽組織演習，在臺北設立隸屬於遠東美軍總部的臺灣地區指揮機構──“駐臺考察團”……等等。若非蔣介石對美方的意圖懷有戒心而持保留態度，美國控制的程度還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環境與1945年截然不同，中國並沒有邀請美軍前來會戰日軍。這些不速之客的舉動純屬干涉內政，不僅干涉內政而且介入(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不僅介入內戰而且入侵領土，是不折不扣的敵對行為。

就美軍佔領臺灣的意圖而言，最明顯的一點當然在於保護、支援與新中國處於內戰狀態的國民黨，從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國。但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美方在意識形態外表之下懷有阻止中國統一從而限制、削弱整個國家民族的動機，無論統一的力量來自國內何方。美國與大英帝國一樣，傳承安格魯-薩克遜文化中傳統的二元或多元機械平衡思想，在國內、國際事務上都慣於分而治之，如國內的三權分立、國際上的德國分治等。美國不斷干涉世界各地的諸多爭端和衝突，而且經常支援劣勢的一方，自稱“鋤強扶弱”，人稱“離強合弱”。稍有頭腦的人都懂得，國家的行為不可能象西部好漢那樣單純，無原則地“鋤強扶弱”，無非是感到其他強者“妨礙”了自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已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權的雄心，並把亞洲劃入其勢力範圍。它的決策者們意識到中國是個上升的亞洲大國，有朝一日可能難以駕馭，因此從來不希望我們統一。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後，臺灣問題就成了美國製約中國最有效的手段。幾十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對美國的分而治之均有體會，在近幾年的學術活動中，本人曾不只一次遇到傾向國民黨的臺灣華人和外籍華人語重心長地介紹他們的感受。從長遠來看，分而治之的手法後患無窮，但給使用者帶來的短期效益不容忽視。

抗美援朝之所得是否大於所失呢？在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然而大可不必，因為我不認為得失對比是評價抗美援朝的最佳方法。戰爭不同於容易量化的商業行為，一般看來，軍事行動難免造成生命的損失，可以說都是無法補償的悲劇。戰爭的得與失事實上不好衡量，甚至根本不可比。何況自衛戰爭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於“保”，即維護某種既得利益，而不在於“得”，即謀取某種新的利益。因此戰爭領域、尤其自衛戰爭的利弊分析，最好運用一種反證法，看戰爭是否達到了“避害”而非“趨利”的效果。本文之所以不惜筆墨地模擬袖手旁觀的惡果，原因正在於此。以這樣的方法來衡量，那麼以保家衛國為基本宗旨的抗美援朝顯然不失為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明智決策。避免了袖手旁觀所必然帶來的更大損失，使年幼的共和國在生死之戰中脫險，恢復了對當事各方均有利的國際均勢與地區和平，此外還苛求什麼呢？所以完全可以說、而且應該說，幾十萬陣亡將士的血沒有白流，抗美援朝一仗值得打，而且別無選擇必須打。

誠然，戰後多年的國家發展不只一次出現決策失誤，效果不如人意。但如果把賬記到抗美援朝身上，那就未免太糊塗了。蘇聯的衛國戰爭、英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均付出慘重的代價，蘇聯犧牲了兩千七百萬人，英國賣盡了海外資產，兩國戰後的社會狀況也不理想，某些方面甚至出現某種下降和衰落，他們卻信念堅定，坦然無悔。其中的道理並不複雜，國家民族如果連安全都不能保障，發展又從何談起呢？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在闡述人權時，不是一向將生存/安全置於首位麼？

六、結語

關於抗美援朝評價的這場非正式的討論，折射出一個幾乎無人提及卻又無處不在的根本問題──如何看待中國所在的國際社會？在近年來的私人接觸中，我深感我國的許多群眾在政治上還相當幼稚，常常以國內的人之常情和社會關係在外交、戰爭等國際事務上作不適當的類推，從而不甚理解我們的國際處境和危機決策。因此，本文在最後還有必要對國際社會的性質和我國在其中的位置稍加探討，進一步廓清抗美援朝的某些知識背景。

國際、國內社會的比較問題非常複雜，社會各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本人在此只想強調其中的一個根本區別，即國際社會從來沒有象國內社會那樣擺脫無政府狀態。20世紀的國聯與聯合國屬於國際協調組織而不是世界政府，其職能、權力和權威均十分有限，對成員的福利乃至生存不承擔明確責任。即便國際社會有時存在一定的規則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時代的霸主強加於人的。因此國際競爭遠比國內嚴酷暴烈，落後者捱打，軟弱者可欺。武力威脅和侵犯固然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但是否受到及時的懲罰還要取決於實力，而不是有名無實的“國際法庭”不具約束力的裁決。美國1988年出兵巴拿馬明明毫無道理，可誰能給予制裁呢？試想兼併科威特的伊拉克假如屬於世界級的強國，還會發生海灣戰爭麼？在科索沃危機中，美國公然對聯合國搞“武裝政變”，國際社會的反應能力如何呢？孟德斯鳩所描述的權力的自我擴張法則，在無政府主義的國際社會不但適用，而且體現得更充分。對此似懂非懂的人，才會指望美國在朝鮮得手後便裹足不前，偃旗息鼓。國際社會的成員不懈地追求公正的國際新秩序，而且不斷地取得進展，然而理想的實現看來至少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在此之前，國際社會各成員的福利、生存和安全不得不主要由自己來爭取，實力、包括同盟的聯合實力成為立國之本。

在確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一個容易產生的誤解在於想當然地斷定大國比小國安全。事實上往往相反，大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更為複雜，因而往往比小國更不安全。它們可能相互爭霸，如20世紀的美國和蘇聯;它們的鉅額財富可能成為強盜的獵物，如19世紀的印度;它們可能成為霸權遊戲中的棋子，如拿破崙時代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新興大國(包括復興大國)的對外關係尤其微妙，無論它們有意或無意，都難免衝擊原來的霸主，後者則竭力阻擋、壓制前者，如15世紀的英國和西班牙。

其中後三類大國的遭遇，中國都不能倖免。遼闊的幅員和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使我們成了近、現代列強競相淘金的寶地，除了不知深淺的日本力圖獨吞以外，其餘均感到無力獨佔而“協議”瓜分。有些人以為這是不幸中之萬幸，其實象公娼一樣被迫對所有衣冠禽獸開放，何幸之有？進入冷戰時期後，我國仍樹欲靜而風不止，成了兩大陣營和美蘇兩超之間寸步不讓的戰略要地。同時，兩超內心裡誰也不歡迎世界最大的新興國家登場表演，有如心胸狹隘的先生壓制那些可能趕上甚至超過自己的學生。此外，隨著英、法、德等老牌帝國的相對衰落，地理位置又安排我國與當代世界的幾乎所有大國(包括現代意義上一衣帶水的美國)為鄰，在某種意義上不幸地成了全球的中心。種種因素聚合在一起，我們的復興之途註定山重水複，艱險悲壯，國家的生存實在是來之不易。幾十年來幾代愛國人士屢屢發出“災難深重”、“舉世罕見的禍亂”之類的感慨，實在是言之不虛。因此，象我們這樣的大國必須成為強國，否則還不如小國走運。而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強國沒有幾個不是衝殺出來的。所以存亡關頭就要堅決打，甚至象抗美援朝那樣，在友鄰受到外部威脅時不惜以攻代守打出去。該出手時不出手，無異於棄權投降，甚至束手待斃。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已經在經濟方面形成了應有的憂患意識，並對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那麼在國家安全方面，我們的社會同樣應該形成一種必要的憂患意識。無論對於理解抗美援朝還是國家的其他安全決策來說，這種意識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觀條件。

誠然，美國佔領臺灣後始終原地踏步，沒有直接向大陸進攻，因而美國侵臺不象侵朝那樣令人矚目。有些人以此為根據，推定美國對中國沒有戰爭意圖，看來他們有所不知，自古以來戰爭的性質就不決定於誰先開火，中西軍事理論家多有相關的論述。孫子說得精闢：“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克勞塞維茨也深刻地指出：“戰爭與其說是隨征服者一起出現的，毋寧說是隨防禦者一起出現的，因為入侵引起了防禦，而有了防禦才引起了戰爭。征服者總是愛好和平的(如拿破倫一貫聲稱的那樣)，他非常願意和和平平地進入我國。”由此可見，美國侵犯臺灣的行動本身就是沒有硝煙的戰爭行為，效能之大甚至不失為這方面的一個現代“範例”。

3、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

綜上所述，就美方而言，朝鮮戰爭包括朝鮮半島和臺灣兩個分戰場。美軍在朝鮮明火執仗，硝煙瀰漫;在臺灣暗藏殺機，硝煙未起。事實雄辯地證明，美國的對華政策目標已經修改，由分化變為反華。基於上一節的分析，我相信真正的轉折點應該出現在中蘇結盟，到朝鮮戰爭爆發才表面化。中蘇結盟後美國國會反應強烈，麥卡錫分子大肆圍攻、清算政府(尤其國務院)“丟失中國”的嚴重過錯，對華政策的政治環境大變。根據西方民主政治的執行特點來推測，杜魯門政府失敗的分化政策在黨派壓力下已經難以為繼，必須改弦更張。杜魯門總統出於政治利益的需要絕不能無所作為，而且必須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在關係重大的中國問題上狠撈一把。然而政府的對外姿態卻與國會形成對照，保持沉默直至朝鮮戰爭爆發。根據他們進攻型的民族性格來判斷，這種極不尋常的跡象恰恰預示著暴風雨前的寧靜，即美國將中國列入了“黑名單”，伺機下手加以整治。正所謂：“先拉後打，拉不成就打”。朝鮮內戰創造了一個理想的機會，於是倒黴的朝鮮和中國就以不同方式成了冷戰(包括美蘇較量)的分戰場。

迄今為止，許多人仍然過分強調麥克阿瑟將軍和杜魯門總統的將帥不和一事，這是混淆了政策和策略的結果。撇開個人因素不談，我認為他們的將帥之爭屬於策略分歧而非政策衝突。連美國國內都廣泛承認，杜魯門總統擔心麥克阿瑟的極端主張會招致蘇聯的干預而不予批准，僅此而已。麥克阿瑟稱臺灣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企圖徵調臺灣的國民黨陸軍支援朝鮮戰場。杜魯門既然從不贊成擴大戰爭的方案，為什麼還要下令掌握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呢？遠東美軍的大本營日本距朝鮮半島僅一百多公里，那裡用得著上千公里以外的臺灣！歸根結蒂，兩個人敵視中國、打擊中國的政策傾向是基本一致的，只不過杜魯門總統從策略出發選擇了不見硝煙的對華戰爭。

此外，如何看待朝鮮內戰的起源，也與解讀美國的對華政策轉變不無關係。長期以來，鑑於朝鮮曾長驅直入攻到韓國東南部洛東江一線，國際上普遍把美、韓看成被動反應的一方。我對戰前美、韓一方的表現作了一番推敲，深感其中疑點重重。積累了兩次世界大戰豐富經驗的美國政府，面臨山雨欲來的朝鮮內戰卻扣留了重武器，僅向韓國軍隊供應美國國民自衛隊的輕裝備，聲稱防止有反共狂的韓國總統李承晚尋釁鬧事。與此同時，李承晚總統的“空城計”唱法也不符合“虛則虛之”的要領，他反而在三八線上大肆摩擦，美國卻不加阻止。這種極不正常的表現，以美國不瞭解朝鮮半島的戰略價值為理由來解釋是不夠的，須知杜魯門政府“丟失”中國之後，在國際事務上就再也輸不起了。因此從軍事觀點來看，美國不象在學諸葛亮唱空城計，讓朝鮮象司馬懿那樣驚疑而退，而象是巧施“能而示之不能”的誘敵之計。從政治觀點來看，這象是精心策劃、因勢利導的遏制行動，為美軍撤出一年後重返朝鮮半島、從而削弱中國和蘇聯的影響創造條件。由於美國早已佔領日本並保持了強大的駐軍，它首選近在咫尺的朝鮮半島為戰場完全合乎邏輯。

上述某些分析和推斷尚未得到證實，難免受到“證據不足”的指責。本人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由於意識到許多政治內幕可能永遠得不到證實，民主國家也不例外，只不過方式不同。他們的定期解密制度有益於知識和資訊的利用和傳播，值得我們借鑑，但解密決不會沒有條件和選擇。有些機密過了解密期限(如美國的30年)後仍不宜公佈，就繼續封存;有些核心機密可能及時處理，甚至始終不留任何痕跡，造成令後人無可奈何的歷史懸案。一般說來，只有發生蘇聯解體一類的政治劇變，國家機密才可能出現“和盤托出”的現象。而美國保持了長期的政治穩定，保密、解密兩方面一直相對平衡，珍珠港遭襲、肯尼迪遇刺等重大歷史事件至今還是不解之迷。所以，政治研究離不開那些看不見而摸得著的“暗箱操作”，否則就無所作為。

通過一系列的事實分析，美國參戰行動的兩面性同樣隱約可見，錢幣的正面寫著：朝鮮，背面寫著：朝鮮──中國──蘇聯。在美國的這項戰略計劃中，目標的重要性與隱蔽性成正比，蘇聯是最大而又最隱蔽的目標，朝鮮與之相反，我國則介於兩者之間。美國政府就是為了這樣的目標而來打仗的，壓倒一切的遏制戰略，以及分配給我們的戰略棋子角色，決定了兩國潛在的利害衝突遲早要表面化，變為公開的政策衝突。他們的干涉行動不僅粗暴地踐踏了我們的民族利益，而且對我國前途構成嚴峻的挑戰。

四、美國參戰的潛在威脅

我們為三年抗美援朝戰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幾十萬人陣亡，物質破壞和消耗難以計算，還購買了大量的蘇聯武器裝備而欠下幾十億債務。由於美國的政治制裁和經濟封鎖，我國無法對外開放近30年之久。這一仗值得打嗎？本文以為，這個問題不容迴避，值得認真思考。假如我國對朝鮮戰爭袖手旁觀，將付出什麼成本？根據美國的意圖和能力，讓它在朝鮮為所欲為對中國的利益究竟會造成多大影響？在此基礎上，才能令人信服地作出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的結論。由於我國政府事實上沒有袖手旁觀，其“前景”只能按照時代條件和歷史經驗進行合理的假設。眾所周知，如果得不到其他國家的有力幫助，朝鮮在“聯合國軍”的凌厲攻勢下無疑獨木難支。根據以上各節的分析來推斷，美國一統朝鮮後東亞地區的均勢將被打破，我國的周邊安全環境發生激變，各方的利益摩擦和衝突加劇。具體說來會形成種種可以區分的不同險情，最終導致一種不可收拾的混亂結局。

1、美臺南北夾擊

美國佔領臺灣後，已經與國民黨結為一種政治軍事同盟，因而成了我們事實上的敵國。可靠的屏障朝鮮一旦消失，氣勢洶洶的美國頃刻間兵臨我國城下，在軍事、政治、經濟、心理等各方面對我施加巨大的壓力。在軍事上，“聯合國軍”與轉守為攻的國民黨軍隊形成一種南北夾擊之勢，比五十年代中期建立的新月形包圍圈更具威脅性。這種場面在地圖上看頗有幾分戲劇性：中國大陸酷似一隻金雞，南北夾擊的“攻勢”酷似一把雙股叉，其中駐遠東美軍的大本營日本有如粗大結實的叉身，朝鮮半島和臺灣兩大前進基地有如兩根叉頭，同時對準金雞的頭部和胸部。我們則不得不拉長戰線，兩面防禦，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為國力所不及。從吉林一直到廣東，東北、華東和華南的漫長邊境基本暴露，其中防務最薄弱的東北反而首當其衝。1948年遼瀋戰役結束後，由於同蘇、朝兩個友邦為鄰，四野總部奉中央之命率所有四個主力兵團南下作戰，一直打到天涯海角，僅由東北軍區的地方部隊留守“空城”。現在這個“不設防”的大後方突然變成了前線，即使從其他大區調兵來補防，也只能救一時之困，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鴨綠江一千多(華)裡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復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在政治方面，初生不久的共和國也立足未穩。在新解放的廣大地區，長期接受國民黨宣傳的各階層民眾對新政府將信將疑，土地改革尚未開始，幾十萬國民黨殘軍和更多接受國民黨號令的土匪尚未肅清，無數武裝和半武裝的封建幫會組織尚未解散。毛澤東主席說過，共產黨雖然坐了天下，也不過是中國的第二大黨，封建會道門才是第一大黨。大陸上盤根錯節的舊勢力本來就在各地組織暴亂，現在將與強大的美臺軍事政治同盟裡應外合，全面出擊。臺灣的國民黨可以充分利用美國的幫助，在朝鮮半島建立活動基地，從東北到西南進行大範圍的頻繁滲透。中國的社會安定和政治程序將受到破壞，政權的基礎甚至可能受到衝擊而被削弱。

在經濟方面，東北、華東和華南即我國的東半部，屬於人口稠密、物產豐富而有一定工商業基礎的先進地區，屆時全部籠罩在戰爭的陰影裡。其中遼寧集中了全國的重工業設施，鞍山和本溪的鋼鐵產量佔全國80%以上，撫順有全國最大的煤礦，有兩千多家工廠的瀋陽是全國的機械製造中心。而這些設施距鴨綠江邊界最遠不到200公里，基本依靠江上亞洲最大的水電站提供動力。吉林的豐滿水電站原來有8臺機組，基本可以解決遼寧重工業的用電，但被解放東北的蘇軍拆走了6臺，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因此“聯合國軍”或者佔領或者破壞鴨綠江水電站，都等於拉下了我們的電閘，令遼寧、實際上是全國的重工業立即癱瘓。我們當時固然以農業為本，國計民生尚可勉強維持，但國家的相對優勢條件無法利用，工業化如何起步！

此外切不可忽略，沒有在朝鮮戰場吃過苦頭並受停戰協定約束的麥克阿瑟將軍們及其駐遠東美軍，必然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他們的行為將肆無忌憚，因而對我國的壓力和威脅也超出常人的想象。美臺南北夾擊構成一種最直接的威脅，這完全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的預料之中。

2、長期化的朝鮮衝突

從表面上看，這個話題純粹是多餘的。國內外很多人至今以為，假如中蘇兩國都不參戰，朝鮮戰爭將隨著朝鮮的滅亡而告結束。而本文確信一種似非而是的悖論──朝鮮滅亡其實恰恰不能合理解決朝鮮問題，中國、朝鮮、美國、南朝鮮三國四方將為此長期周旋，激烈衝突。雖然麥克阿瑟將軍向朝鮮人發出了最後通牒，後者卻有機會儲存黨、政、軍的有生力量，部分人就地上山打游擊，其他人有組織地向境外轉移。以地理、社會等各方面的條件而論，他們只能到鴨綠江對岸文化相近、往來頻繁的我國東北地區建立流亡政府。事實上，他們也早已開始向江邊迅速集結，並在邊境附近的江界城建立了臨時首都。斯大林在拒絕讓蘇聯出兵的同時，也曾主張金日成首相在東北建立朝鮮的流亡政府。中國身為朝鮮的友邦，沒有理由不予接納。

朝鮮流亡政府與一般的流亡政府不同，他們在中國境內就有條件重整河山。我國的朝鮮族居民和朝鮮僑民達二百萬之眾，其中大部分居住在鴨綠江沿岸的吉林省。跟隨朝鮮政府過界的朝鮮民眾，加上冬季從冰凍的江面上不斷擁入的朝鮮難民，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我國政府極有可能滿足朝鮮領導人的願望，讓以上幾百萬人民將逐漸集中到以吉林省為中心的東北地區，由朝鮮流亡政府統管。有了如此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他們即可重新建國、建軍了。志願軍出征前夕，朝鮮人民軍在敵前的建制部隊還有三個師左右，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來得及撤出。以後還會有幾萬人的零散武裝從敵後陸續突圍過境(其餘過不來的可以加入當地的游擊隊)，從朝鮮族群眾中再徵集幾萬乃至十幾萬新兵不成問題。在中國的後勤支援以及蘇聯的裝備和技術援助下，人民軍不出兩三年就能接近戰前20萬人的總額，並擁有相當規模和質量的炮兵和裝甲兵，甚至以我國的機場和港口為基地的小規模的空軍和海軍。

一旦有了實力，該政府絕不會無所作為，任何人也阻擋不住他們“打回老家去”的事業。他們可望利用朝鮮北部的多山地形和政治基礎開展遊擊活動，並且不時地派步兵越境出擊，在冬季更可以通過冰凍的鴨綠江面向對岸滲透。空軍和海軍除了發動小規模襲擊以外，還可以頻繁地向敵後(包括漫長的朝鮮海岸)投送訓練有素的特種部隊和得力幹部。中國身為朝鮮的友邦，沒有理由不予支援。我們在政治上將首當其衝，與友好國家一起強烈聲討美國，要求恢復朝鮮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在經濟上不得不節衣縮食、傾囊相助，長期承擔客人的大部分開支，包括其防務預算。軍事上盡力而為，當好朝鮮人民軍的後勤部長。根據五十年代封閉的世界經濟環境和韓國戰後十餘年的艱難經歷來看，朝鮮北部在整個五十年代不可能取得長足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反美游擊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這一點與越戰相似。另一方面，朝鮮的地理條件卻不象越南那樣，可以利用熱帶叢林從十七度分界線、寮國和柬埔寨進行大規模的多面滲透，我國當時的後勤支援水平也遠不如六十年代。朝鮮衝突非但不能速決，而且將形成一場比越戰更長、結局更不明朗的持久戰。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我們將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首先，朝鮮流亡政府將是一個有幾百萬人民、幾十萬軍隊、以半軍事化方式所管理的國中之國，行政費用也遠比一般國家為高。國家主權、行政管理、國土開發、資源利用、交通運輸、刑事訴訟等方方面面的複雜關係，協調工作簡直不可想象。因此無論主人多麼熱情，客人多麼勤儉，長期維持這樣一種局面對於雙方而言都是力不從心的;其次，中美對抗和衝突將不斷升級。五十年代是多米諾理論的流行期，實力鼎盛的美國決不肯自動後退。他們為對付人民軍的游擊戰，起碼會強硬要求在中國邊境建立大片的軍事緩衝區，無異於要求解除東北的邊防。我國豈能接受！因而勢必與美國進入對抗和衝突狀態。他們可以選擇的手段有佔領鴨綠江水電站，支援國民黨反攻大陸，提前開闢印度支那戰場，轟炸中國的城市和設施等，政治和經濟制裁更不在話下。但東北有蘇聯的軍事存在，他們自日本投降後尚未完全撤走，陸軍還守衛著蘇聯人所管理的長春鐵路，太平洋艦隊還駐紮在旅順港。中蘇同盟條約包含軍事條款，蘇方對我承擔了援救義務。因此，美國雖有能力對中國大陸或朝鮮流亡政府實施大規模常規打擊，卻不敢輕舉妄動。不過這樣一來，我國遭受核打擊的危險反而急劇上升，正如在六十年代中期，約翰遜總統就曾考慮過對越南的大後方中國進行核襲擊一樣。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本文對結局的估計還遠遠不夠。出於分析的需要，南北夾擊、朝鮮衝突、印度支那衝突、“雙鬼叩門”幾種主要險情基本上是相互剝離、分別模擬的，但總體未必等於區域性的疊加。如果多種險情同時存在，就會相互影響，產生一種難以逆料的總體效應。與此同時，當事各方也需要制訂總體性的應對之策，從而影響外部的總環境。區域性既可以相互促進從而加強總體效應，也可以相互抵銷從而減弱總體效應，本文相信朝鮮危機將使各方的矛盾激化，因而基本認同前一種趨勢。在每一種險情中，新中國內亂和美蘇直接衝突的事態由於預期的機率不高，都沒有包括在設想之內。但在預測總結局時，這兩種最嚴重的事態就可能超出各方的控制能力而爆發，甚至合而為一。那種高度複雜的危局也超出本人的智力和知識限度太多，實在不敢貿然作進一步的推斷，免得文章失控。

五、抗美援朝的價值

在分析了美國參戰的潛在威脅之後，評價抗美援朝與國家利益的關係就言之有據了。本節首先要說明抗美援朝的目的，其次確定衡量利弊的方法，清理在這兩個問題上存在的偏見，然後對這場戰爭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國內外許多人至今以為，中國政府當年主要是為了朝鮮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而戰，與本國的利益沒有直接的聯絡。但公開的國內資料已經證明，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於國家利益有充分的考慮，對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尤其美臺南北夾攻的險情極其敏感。首先，中國政府以各種形式及時作出了應對。1950年6月28日即美國侵臺的次日，周恩來總理的抗議宣告指出：“杜魯門27日的宣告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8月24日，周總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祕書長賴伊，就美國侵臺問題提出控訴案，要求安理會立即實行制裁。“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以後，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飽經戰亂、千瘡百孔的中國究竟是否應該參戰，最後取得一致意見：美軍佔領臺灣後已經威脅華東、上海，如果再壓到鴨綠江邊對我更為不利，敵對勢力將氣焰高漲，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的電力將被控制。與此同時，政府密切注視著美國出兵印度支那的動向，更強烈地意識到我國已經無路可退。

其次，縱觀我國政府的整個決策過程，權衡國家的利弊得失顯然佔去大部分精力，經過反覆斟酌才達成共識。第三，中、美兩軍在朝鮮交手之前，不用說外國，就是我國政府事實上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內的黨政軍領導人普遍擔心，解放軍從未經受過現代戰爭的考驗，不知能否頂住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猛攻。他們制訂了美軍破關而入、直衝腹地的應急計劃，是懷著一種破釜沉舟的悲壯心情出陣的，正如彭德懷元帥所說：“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不惜冒這麼大的風險，只能說明他們認定袖手旁觀風險更大。此外，許多國外學者注意到，“聯合國軍”逼到家門口中國才出兵，在軍事上錯過了在朝鮮蜂腰部組織防線的最佳時機。他們據此判斷，中國參戰的主要動機顯然在於保境安民。

所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動員口號完全符合實際，概括得非常準確。“保家衛國”是主要考慮：“抗美援朝”仍然是首要考慮，一則出於國際主義的政治義務，二則兩國利害與共，抗美援朝代表了保家衛國。國際、國內兩個組成部分有機結合，相輔相成。國內外的輿論界之所以產生廣泛的曲解，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內相關的宣傳並非無懈可擊。長期以來抗美援朝的國際義務提得多，而且日益增多，保家衛國的豐富內涵講得少，而且日益減少，因此兩者的內在聯絡並未得到廣大群眾、乃至廣大幹部的真正理解。這種一邊倒的宣傳，在國際主義目標壓倒一切的冷戰時期是在所難免的，何況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內部關係也不平等，眾“兄弟”誰也沒有資格高談祖國的利益，唯獨“老大哥”例外，據信他們代表了全人類。保家衛國的決策不予張揚，可能不失為一種韜晦之道吧。與此同時，在國際主義理想高漲的歲月裡，一邊倒的宣傳在國內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幾十年過去，民族意識日漸覺醒，這種宣傳的侷限性日益增大，現在似乎到了重新考慮的時候。

就抗美援朝對於國家利益的得失而言，有很多根據可以用來進行正面論證。國內的出版物早已指明推進了國防現代化，以及鍛鍊了團結奮鬥的民族精神等。國際上的著眼點與之大不相同，評價甚至高於國內──將抗美援朝視為中國進入世界強國之林的里程碑。國際人士普遍相信，從古至今，強國的崛起都必須經過戰火的洗禮。能夠打敗或打平某個世界一流強國的新興國家，就被公認為新的強國。例如在1588年全殲歐洲海上霸王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數敗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聯軍的拿破崙法國，戰勝法西斯德國和日本的美國和蘇聯等等。出於這個理由，許多外國學者把頂住了世界“大哥大”美國的抗美援朝也列入其中。例如美國的軍事史專家赫爾姆斯說：“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他們還強調，中國通過戰爭中的出色表現擴大了自己的影響，提高了對蘇聯的獨立性。

在彼強我弱的中國和美國之間，朝鮮本是有益的緩衝帶。一旦失陷(不如說搬遷)，中美兩國才算真正地“短兵相接”，而戰場也就難免延伸到中國境內。加上衝突久拖不決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處境和代價更象印度支那戰爭中的北越，而不是他們的大後方──我們自己。

3、提前的印度支那衝突

朝鮮淪落之後，印度支那方向也將吃緊，因為美國可以騰出手來大舉南下。據法新社透露，在中國出兵前夕，美國已經計劃把朝鮮半島交給美國人指揮的多國部隊和韓國部隊，繼續牽制大量的中國邊防軍。入朝參戰的美國第八集團軍大部分撤出，“去保護亞洲的各個極為重要的地區……包括臺灣和印度支那。”即便按照上一節的設想，中美兩國為朝鮮流亡政府的問題逐步發生對抗乃至衝突，美國也有必要和能力提前軍事介入印度支那，以開闢第二戰場，對我實行戰略牽制。假如美越衝突已經先於朝鮮衝突而存在，美國則更有必要維持下去乃至升級擴大。

越南民主共和國(以下簡稱北越，以區別於南越)於1945年9月2日宣佈獨立後，他們在二戰時期的盟友美國一度敦促法國給予外交承認，但隨著遏制戰略的推行，美國對北越的態度逐漸轉為敵視。五十年代初的歷史條件與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語，我認為美國入侵越南的效果也會大不一樣。須知到五十年代初為止的北越，還只是地方部隊、游擊隊和民兵在抗擊二戰結束後捲土重來的法軍，越南南方也沒有“越盟”及其游擊隊配合北方行動。中國剛剛開始幫助北越組織和訓練正規部隊，4年後，得到中國炮兵的有效火力支援的越南人民軍終於在奠邊府粉碎了法軍主力。由於五十年代初雙方的實力對比過分懸殊，北越自身的力量恐怕難以抵抗美、法兩國的聯合進攻，因而不得不面對兩種不利的選擇：要麼從紅河三角洲撤退，轉入西部的長山山區打游擊;要麼效仿朝鮮到中國去組織流亡政府，在兩廣指揮越南國內的游擊戰。但無論如何，美國都可以從南面兵臨我國城下，形成南、北、中三路進逼，有如“雙股叉”增加了一根對準金雞軟腹部的鋼尖，變成了一把三股叉或三叉戟。雙方一得一失的轉換，就使後方變成了前線，北越變成了南越，我國變成了北越。毋庸贅述，臺灣和朝鮮兩個方向上的險情已經讓我國“滿負荷”運轉，三路進逼的含義可想而知，因此不必進一步設想其細節。從美軍踏上印度支那之日起，我們再也無路可退，舉國上下都會積極行動，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國戰爭，儘快組織一支大規模的志願軍入越參戰。然而方案的實施談何容易！作為大後方的西南和華南地區有一系列不利條件：經濟落後，交通不便;作為新解放的地區群眾基礎薄弱，國民黨殘軍和土匪數量巨大;解放軍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大多來自北方，不適應越南、西南和華南的熱帶氣候;主要的盟國蘇聯遠在幾千公里之外……如此等等。

而更為嚴峻的問題在於，我國在朝鮮和臺灣兩個方向上受到巨大的牽制，無法全力以赴地向印度支那出動。中美兩國的綜合國力不成比例，美國在二戰中就可以左右開弓，成功地向歐、亞兩個戰場大規模出擊。相比之下，即便蘇聯也要等到消滅納粹德國後再揮師東向，收拾日本。因此戰線拉得越長、越寬，對我們越不利。總而言之，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越與六、七十年代不可相提並論，與抗美援朝相比也困難得多，有如被逼到懸崖邊上才開始反抗，只怕為時已晚。這樣一種險情，也及時地引起了我國政府的高度關注。

4、兩超“雙鬼叩門”

假如坐視美國在朝鮮得手而無所作為，美蘇兩大核強國的關係、尤其它們在東亞地區的爭奪態勢將發生重大變化，並給我國造成不堪承受的壓力。朝鮮不但在中美之間、而且在蘇美之間都是一個有益的緩衝帶，一旦失陷，蘇、美、中三大國頃刻間迎頭相撞，劍拔弩張。由於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美國和蘇聯在整個冷戰時期一直將戰略重點置於歐洲，東亞地區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變成爭奪的中心。然而當美國兵臨城下之時，蘇聯的安全畢竟受到直接的威脅，危機意識將愈發強烈。美國學者後來承認，在整個冷戰時期蘇聯都處於戰略上的劣勢，而且有一種受西方包圍的恐懼感，美國政府以及與之合作的本國學者之所以常常驚呼“狼來了”，主要目的在於向國會多爭取防務經費。蘇聯與美國一樣，彼此不敢正面對抗。蘇聯在當時可以改善防禦態勢的應對之策，首先是向其薄弱的烏拉爾以東地區增兵。美蘇雙方均力爭取得或擴大在東亞地區的優勢，軍事對峙和軍備競賽就必然水漲船高了。不難想象從常規武器扶搖直上，到毀滅性的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的水平，形成一種高度恐怖的東亞國際環境，極大地妨礙地區內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其次，蘇聯將打出自己的王牌──確保併力爭擴大在東北原有的優勢地位，而我們由於美軍在朝鮮、臺灣、越南三個方向上的直接威脅，對蘇聯的依賴程度也大大提高，從而更容易受其控制。歷史經驗早已證明，蘇聯政府自斯大林時代起就有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蘇援常常與其他霸權主義援助相似，不僅必須償還，而且帶有控制性條件，因此又威脅受援國的安全。例如在五十年代後期，赫魯曉夫曾提議組成以中國港口為基地的蘇中聯合核潛艇艦隊，以及在中國建立蘇聯海軍的通訊設施，結果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怒斥而束之高閣。1950年初在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爭取援助期間，斯大林堅持保留蘇聯在中國的某些治外法權，例如對東北鐵路和旅順港的軍事佔領及行政管轄，禁止其他外國人進入東北和新疆等。我方經過艱苦的談判討價，仍然不得不忍辱負重，作出一定的妥協。毛澤東主席歸國後悲憤難平，在中央政治局投票批准中蘇同盟條約時棄權以示抗議。眾所周知，蘇聯最終履行了兩國的協議，至1955年完全歸還了東北。試想當美國兵臨城下之時，蘇聯還肯撤走嗎？我看恰恰相反，倒是可能得寸進尺，提出新的擴張要求，諸如蘇聯空軍和陸軍大規模進駐東北、為太平洋艦隊開闢更多的港口等。我國卻進退維谷，凶多吉少。接受蘇方的主張必嚴重喪失主權，淪為亞洲的東德。蘇聯的社會政治制度與我相同，通過“老子黨”的身份和強大的駐華蘇軍干涉乃至操縱中國內政十分方便。在他們早就插進門來一條粗腿、並乘人之危繼續往裡擠的形勢下，拒絕的後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一個時期內，蘇聯在我國的擴張將愈演愈烈。

鑑於美國牢固地控制了臺灣，中國的處境已經可以稱為前門驅狼、後門進虎、虎狼齊入。與此同時，如果美國不容忍蘇聯在東北的成功，我們還將繼續沉淪。美國不敢象當年日本把沙俄逐出東北那樣與蘇聯火併，那就只有從中國其他地區取得“補償”一條途徑，如聯合國民黨從海上向華東和東南大規模登陸，或在印度支那大舉進攻。根據歷史經驗來看，兩超既可能各行其是，也可能象德、蘇兩強在1939年暗中合擊波蘭那樣對分中國，反正兩種選擇均不影響蘇聯改善對美防禦態勢。這樣的國際協議一旦得逞，我們將腹背受敵而陷入絕境。在中美蘇三角中，中國曆來屬於一個弱角。美蘇在東亞迎頭相撞後，彼此既互不相讓又不敢正面“強攻”，唯一的選擇就在於從側翼“迂迴”，傾全力向中國推進。我們如果由於不救朝鮮而喪失迴旋餘地，最終被兩超的強大合力擠扁，將是咎由自取、無可抱怨的。

5、結局：擴大的朝鮮戰爭

綜上所述，中國的安全環境因美國佔領朝鮮而全面惡化，安全形勢隨之急轉直下。在接連不斷的險情中我們遲早要被動迎敵，打一場變相的、擴大的朝鮮戰爭，但完全喪失了迴旋餘地和控制能力。戰場將延伸到國內，甚至國內戰場上升為主戰場。由於戰爭加封鎖的長期重壓，國民經濟非但沒有發展，反而會超負荷運轉而持續衰退乃至崩潰。在戰爭和經濟危機的衝擊下，新中國的政治穩定將難以保持，國家民族有可能為兩超所肢解。當然天塌不下來，地球照樣轉，但我們的政府和基本群眾恐怕不得不重新上山打游擊了，民族的復興大業不知要推遲多少年。顯而易見，這場毀滅性災難的代價遠遠超過歷史上的抗美援朝。

本文絕非危言聳聽，事物的內在邏輯決定了這樣一種可怕的結局，不管它是否完全在當事各方的預料之中。就東亞國際安全而言，獨立自主的朝鮮構成一片不可或缺的緩衝區，起著維持均勢、預防衝突的關鍵作用。一旦被其他國家佔領，周邊大國之間的關係便驟然失衡，種種矛盾迅速激化。這種天下大亂的局面如果分不出勝負，就無法恢復和平，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損害當事各方的利益。朝、中兩國自然成為主要的犧牲品，北極熊在遠東地區擴充軍備將提前拼垮自己的經濟，地緣冒險家山姆大叔也騎虎難下，體驗比越戰更慘痛的挫敗。就我們的國家安全而言，獨立自主的朝鮮構成一道不可缺少的屏障，一旦被其他國家佔領有如城門失火。須知在現代條件下地理因素的作用大大下降，鴨綠江根本構不成人類行動的障礙，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幾千人的一個步兵團，一個小時內就用舟橋全部渡過了漢江。所以，無論從國際、國家哪一個安全形度來看，朝鮮半島的命運都有牽動全域性的戰略潛能。假如我國對美軍越過三八線之類天大的“周邊事態”反應遲鈍，甚至麻木地袖手旁觀，國家安全形勢就要不可避免地發生連鎖反應而全線告急，觀火者最終反遭焚身之禍。此情此景也頗似“失街亭”的戰例，蜀軍主將馬謖自作聰明地主動放棄了作為“五路總口”的前沿要衝，而去困守路口後面的一座“不成險阻”的孤山。結果被魏都督司馬懿率大軍輕而易舉地展開圍攻，斷了水道而陷入絕境，終於一敗塗地。